事实上，那时的德里达并没有认为福柯与他的区别有多么巨大，他不能赞同的也无非两个要点，其一就是不能把笛卡尔视为理性驱逐疯狂的一个标志，这种标志从来就没有确立过，也不可能确立。其二，这样一种整体性的疯狂史、沉默史是不能被写出的，至少不能以福柯如此具有野心和自信的方式写出。德里达或许觉得他对福柯的批判过于严厉，他也试图留出余地。
他也表示，我们可以相信他所说的福柯对笛卡尔的阅读使他震动和启发的地方，亦即“我思”在其最敏锐端倪时的那个瞬间体验。德里达感兴趣之处在于理性与疯狂尚未分离，抓住“我思”，“重新抓住那个理性和疯狂从中得以确立和被说出的起源”。德里达认为，笛卡尔从说出“我思”的那一刻，他就将它纳入一种背叛其起源并为了绕开错误而对“我思”自身的徘徊犹疑进行约束的演绎防御系统。德里达真正感兴趣处在于，笛卡尔在将“我思”提出的言说问题留在沉默中时，他似乎暗示到思想与说出“明显有别之物”乃是一回事。人们可以确切说出其所思，说出他在思想着。这样看来，德里达连思想的理性都有所怀疑。就这一点而言，德里达又在修改笛卡尔的思想，他把笛卡尔的“我思”的理性也混淆进非理性，“我思”可以被确切言说，“我思”一旦被说出就成了作品，但在它成为作品前却是疯狂，德里达是一门心思要赋予“我思”以与疯狂相伴随的想法。说到底，德里达就是为了证明，笛卡尔的“我思”中是包含着疯狂的，而这一点福柯自己的阐述——即理性与疯狂尚未分离的“我思”（阶段、状态）就可以推导出。因此，他给福柯戴上了一顶高帽：“福柯教我们去思考的正是存在着理性危机与世间所说的疯狂危机的奇异共谋。”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福柯一直没有做出直接反应。几乎过去有10年，直到1972年，福柯才写了一篇短文《答德里达》以作回应。在福柯看来，德里达的出发点就很成问题。福柯说，德里达认为任何知识都与哲学相关，并且这种哲学是这种知识或理性赖以建立的基础。
“把某一言语所隐含的哲学释放出来，指出它的矛盾、局限性或幼稚之处，就是批评其内容的最充分、最简便的方法。”福柯对德里达的所谓解构方法显然不能赞许，他把德里达对他的解构只关注他的哲学出发点，只关注他的分析中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大为不满。因而，福柯对德里达的批评几乎完全不接受，他认为德里达不仅是在吹毛求疵，而且是在无理取闹。前者表现在，德里达只注意到他书中三页关于笛卡尔的完全不重要的论述，却忽略了他整本书长达650页的对“具体事实”的分析。福柯声称，他的全部工作重点在于：“分析那些把话语、机构、实践联系起来的事件、知识和系统形式，即德里达文章中只字不提的那些东西。”福柯说：“德里达的分析并不准确，在福柯看来，德里达为了证明这三页的内容牵涉了其余650页的内容，为了能够批评我的整本书而又一字不提书中的历史材料、方法、观点、假定等（这些假定本身无疑是很值得评论的），他不得不歪曲了他自己对笛卡尔的阅读，也歪曲了他对我的阅读。”福柯显然全盘否定了德里达对他的批评。
在德里达看来，福柯确立的自笛卡尔以后的理性对疯狂的驱逐构成了福柯对历史理解的关键点，但福柯试图否认对笛卡尔的理解在他的这部皇皇巨著中的重要性，就这一点而言，似乎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福柯列出了5个要点对德里达进行反驳。不能说福柯毫无道理。但仅仅就福柯对德里达的责难而言，显然福柯的错位更严重。德里达虽然批评福柯对笛卡尔的理解的偏差，但他只是指出这一理解偏差影响了他对疯狂史的描述，他并没有否认福柯对疯狂史做的研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甚至极为了不起的意义。德里达要揭示的是，一部疯狂史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福柯的疯狂史。而福柯的疯狂史完全有可能是精彩生动的，但那不会是一部真正沉默的疯狂史的自我言语。那650页的意义，对于德里达来说，作为古典的疯狂历史是站不住脚的，但作为福柯的疯狂史却无疑具有启示性。实际上，这是德里达要表述的他正在萌发的解构主义观念和立场。除非疯人，否则如何能说出疯人的沉默历史呢？
福柯在他1972年再版《疯狂史》时有一篇“附录二”，其题目为：《我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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