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疯狂史，即是要对历史集合体——观念、机构、法律和警察制度、科学概念——进行结构性研究，这种集合体捕捉住疯狂，但也使疯狂自身的原生状态再难恢复；由于这种不可接近的原初纯粹性的缺乏，结构性研究应回溯到那同时使理智与疯狂相联系和分离的决定；应尽可能揭示永恒的交流、共同的模糊根源、那给予意义和荒谬之间的同一与对立以意义的原初对峙。如此，霹雳般的、异于历史时间的、但在历史时间之外又无法把握的决定又将重现，它把阴暗的昆虫语言与理智语言、与时间的允诺分隔开来。福柯在写作疯狂史时确实是怀着结构主义的野心，尽管他与其他人类学的结构主义者很不相同，因为他意识到原生状态再难恢复、原初纯粹性的缺失，但他要建构一种相互关联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在历史时间之外的却能决定起作用的东西。这些当然表达了一种明确的主体意向，这种意向有能力重建历史和说出历史的某种本质，而这一点正是德里达所质疑的。说到底，德里达所质疑的不过是，福柯的“我思”的疯狂性在于他的主体意向的过于明确和用结构主义观念重现历史的企图；而不在于福柯对历史所做的宣称：历史如何是非本源性的存在，如何以碎片的被排斥的边缘性方式存在……这些并不能降低主体把握历史的企图。福柯最终表示了对疯狂史认识的信念：“疯狂理应不再成为黑夜，而是意识中逃逸的阴影，这样人就能尝试着去把握它的真实，并在认识中治愈它。”但是，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可以叙述历史，如果可以，当然不可排除叙述历史的主体意向。福柯对“疯狂史”的处理是充满了自信的，而这种自信则为德里达所不能忍受。对于德里达来说，任何一个意义都在其未确定的情形下引起或者被随后的（或其他的）意义所包含，如此说来，我们无法确定一种意义整体。福柯怀着结构主义观念去写作疯狂史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行为。
这么看来，德里达对福柯的质疑，其实暴露了他内心的困扰，这种困扰来自于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不能在结构主义的戏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尽管他努力扮演，他也一直被看成这个阵营的一员干将，但他不能进入角色，他始终有疑虑。他对福柯的质疑是他对结构主义的根基的那种忧虑，隐含着他对知识建构的时代潮流的深深困扰。只是在若干年后，人们以为他突然对结构主义发难。实际上，他在60年代初写下的这些文章就为不能进入结构主义的角色而耿耿于怀。他说的是福柯，但清理的是自己的思路，是时代潮流和未来的趋势。因此，他对福柯的批判是有些言过其辞，但拿福柯开刀他可以找到最激进的方向。因为福柯已经快要越过结构主义边界了，德里达则要完全超越。这就不难理解，德里达对笛卡尔的解释与他对理性的认识以及后来进行的解构有密切的关系，理性并不具有纯粹性，理性本身始终就包含着疯狂，理性没有也不可能驱逐疯狂。德里达要把理性与疯狂捆绑在一起，这对于他日后进行的庞大的解构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不管是从反面攻击理性，还是他要进行的解构，都要借助于理性的疯狂，因为理性的不纯，因为理性从来就混淆着疯狂。他既能在疯狂中保持“我思”，也能穿过疯狂来展开理性之宏图，这才是强大的理性，这才是始终具有原初性的、又没有终结的理性。它从来就没有经历黑格尔式的漫长的辩证法的历史行程，它从来就是一种理性自我混沌的历史，疯狂般地展开，既是理性，又是疯狂。这样的理性的历史才能自我毁灭，才能自我解构（既可以被解构，也可以解构自身）。当然不能说德里达在这个时候就有预谋，就埋下伏笔，但他从来就不相信纯粹的理性这一点则是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从来就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
福柯当然也是一个反理性主义者，但与德里达不同。德里达是在理性自身反理性，那是理性的自我解构，因为理性的历史并没有确立，一个被自我建构的历史必然反对自身。而福柯则是在理性之外反理性，他很可能站在非理性的立场反对理性的历史。正如他可能站在疯狂史的一边反对理性一样，那些被压抑的边缘性的历史反对主体化的历史。这依然具有二元对立的性质，依然是在各自都拥有历史起源的意义上、历史目的论的意义上的对立。福柯当然也致力于揭示理性历史中包含的那些被编织起来的因素、结构和形势，但总是有一种明确的力量存在于历史之中，它们隐约可现结构形式。对于德里达来说，任何可能具有的结构形式和被明确描述的驯服的形势都是不存在的。那些最初的结构就被打入了人为楔子，随后的结构形式是由这些楔子建立起来的，德里达热衷于拔除这些楔子，而福柯则热衷于描述这些隐含楔子的形式（点、线、图式）。1968年后，福柯逐步转向系谱学，他参照了尼采，事实上也更加接近德里达。尽管直到70年代他还对德里达不以为然。
福柯的研究者很少注意到系谱学在福柯思想方法中的重要性。事实上，福柯后期的著作逐步放弃了知识考古学而转向系谱学。有些研究者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陷入困境，使他不能更深入地思考和分析社会制度方面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