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一项有目的或有计划的写作行动，身在结构主义的风暴中心，他感受到结构主义的强劲力量，他没有顺应这种力量，仅只是因为他的个性和他的思考方式。结构主义无法与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对文学的理解协调一致。他几乎是挣扎着逃离结构主义，之所以说挣扎，是因为他一开始思考反对结构主义时，选择的批判对象是结构主义中最具异类色彩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最有可能接近这种思想，但他还是要顽强地做出区分。一个是前面谈到的罗塞特，另一个是福柯。福柯后来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总是与德里达相提并论，似乎他与德里达的思想如出一辙。在把福柯列为后结构主义者时，所举的理论标志也无非是拒绝历史与主体，而这二者是作为典型的列维斯特劳斯都持有的立场。所有关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特征，都可以在当年谈论结构主义的理论中找到。比如关于历史的“非连续性”、关于话语形势、关于权力等，这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的深化，可以看成是结构主义与历史的调和，也不会到“反”或“后”结构主义的地步。福柯转向后结构主义当然也不是理论的虚构或夸大，福柯后来转向“系谱学”，才更具后结构主义特色。德里达对福柯的批判也并不是针对福柯的结构主义，只是当时福柯被作为主将划进结构主义阵营，对福柯的批判可以看成是德里达向结构主义的挑衅。现在看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后结构主义领军人物，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就是当时，也同样如此，同为结构主义圈子，德里达的批判也像是内讧。事实上，对于德里达和福柯来说，这项批评活动，还带有另一层困扰，那就是德里达曾经作为福柯的学生，福柯比德里达年长4岁，德里达在法国高师的毕业论文曾求教过福柯：德里达曾经提交一篇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论文申请教师职位，阿尔都塞把论文转给福柯，但福柯也表示看不懂德里达的论文，无从评价，结果德里达落选。德里达显然还是认福柯为师的名份的，不管是否言不由衷，这篇文章的开篇还是费了口舌解释一番师生之间的蒙恩与真理追寻的辩证法。
《我思与疯狂史》对福柯的批判读起来依然令人费解，其主旨集中在两个要点上：其一，是关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疯狂的关系；到底笛卡尔的“我思”排除“疯狂”还是包含疯狂？其二，是否存在一种疯狂的历史？是否可能书写疯狂史？其三，福柯其实是在理性的意义上来书写“古典时代疯狂史”。
如此几个要点，直击福柯观点和立场的要害处。
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疯狂史》第一次出版于1962年，相比较起后来名声卓著的《词与物》来说，这部书在当时的反响谈不上强烈。这部书在当时法国的遭遇也有点小波折。实际上，福柯在1958年就完成书稿，他请巩居廉审阅，后者做出高度评价，并且认为不必做任何修改就是一篇博士论文。
但在1961年5月这部书稿遭到伽里玛出版社拒绝，后来才由普隆书店（plon）出版，书名为《疯狂与非理性：古典时代疯狂史》。5月20日德里达在高师学生时代就开始前往鲁旺（比利时）的胡塞尔书库阅读后期胡塞尔的大量遗稿。在此基础上写出了长达400页的题为《胡塞尔哲学中的起源问题》的论文，该文写于1953至1954年，是德里达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
在索邦大学答辩通过，福柯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这部在福柯的学术生涯中举足轻重的书，居然长时期只有英文版的节译本，以至于直到1990年，有英国学者特地为此写了一篇引起强烈论战的文章。其文章的标题称《疯狂史》是“未为人知的书”，这显然充满了反讽意味。英美学界讨论福柯这部书涉及的问题，经常引用节译本，以至于意思与原著相互矛盾。中文全译本直到2005年才由林志明先生译出。这部厚厚的长达六百多页的著作，显示了福柯驾驭历史材料的强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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