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结构主义意识就是一种灾难毁灭意识并非自相矛盾，它既有被毁性又有摧毁性，即所谓非建构性，整个意识的解构性，至少在（意识离开形式）坠落（以便分析形式）这个意识进入全面运动状态的时刻是如此。结构主义被德里达看成是重现了存在的焦灼与诱惑的方法论试验，它以试验性狂热和模式化繁衍为特征，在时代激情的推动下发展壮大。让·罗塞特就是出色的代表，他为这个时代解脱了一种无言的焦虑。德里达对付让·罗塞特的办法，初现了解构主义的锐利。他看到罗塞特追求作品的内在意义，但他把这个内在意义隐秘化了。罗塞特先是把文学事实的本质与想象力联系在一起，然后把想象力隐秘化。德里达指出，要想最逼近地抓住创造性想象的运行活动，就得让自己转向诗之自由的那种隐而不见的内部，就得自我抽离以便接触到作品黑暗中的盲目本源。“这种奠立文学行为（包括写作与阅读）的皈依经验，因此就是‘隔离’和‘流亡’这些词本身，因为它们总是指向一种断裂，一种朝向内在世界的道路，所以无法将之直接表明，而只能通过一种隐喻来暗示，这隐喻的谱系自身就应受到思考的全部重视。”德里达关于文学作品或诗之内在性的想法，带有相当强的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在法国象征主义诗学那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德里达很可能还带着一些诺斯替教的灵知主义特点。转向结构主义的罗塞特，显然已经离不可知的诗性相当遥远，他试图深入作品内部，也试图要切近象征主义式的隐喻谱系，但事实是，罗塞特把这些内在性隔离了，他转向了抽象的结构。
当然，德里达的观点有点费解，他的文学观念既是最激进的，又是最保守的。保守之处在于他和古典传统文学观念中对文学内在含义的看法相近，那些内在性不能被剥离。激进之处在于，他把文学作品的内在性理解为一种“无”。这种观点到底是德里达秉持的，还是从罗塞特的论述中推导出的？这有点难解。德里达本人对“无”就充满了兴趣，这是他经常谈论的一个概念，也是对付各种对象的一个陷阱。罗塞特把作品的内在性转化为想象力，而想象力又是从世界中脱离以趋向一个既非乌有乡，又非不在场。于是，德里达就推出了他的“无”的套子，把罗塞特装进去。一种纯粹的不在场也是大写的纯粹之书，一种类似于福楼拜所说的那本“关于乌有的书”。
纯粹之书就是“无”，就是不可替代的绝对的不在场，所有的写作都向这个始源靠近。德里达写道：
这个作为文学处境的空正是批评家应认识到的其对象之特性，因为他总是绕着这个东西在说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既然“无”不能作为对象，那么不如说批评家的恰当对象乃是“无”本身隐身时所确定的方式。此乃作品确定自身作为本源之替身的通道。如果没有这种替身的话，本源是无法设想的。这里关于“无”、“替身”和“通道”的说法，构成了德里达后来关于符号的游戏，以及无止境的替换与补充的差异的观点。既然本源性是“无”，没有替身当然也就无法企及这个“无”，而替身的企及也是不完全的企及，它也只能由更多的替代来延伸。但是这样的一个替身运行的通道，则是所有可能意义都在那里交汇相互推挤，相互激发。也许这就是切近“无”的最有效的意义。德里达要看到的就是这种狭窄的通道中意义交汇的场景，这也许就是真实的意义存在的情境。在任何的情况下，大写的意志，纯粹之书，乌有之书，都看中这通道的最狭窄处——这实际上就是不可知的变种，就是语言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的意指关系。
德里达的这些说法，既显得费解，也显得玄奥奇妙。这里似乎还带有神秘主义启示录式的印记。文学的真谛，内在的力或意义，作品被创造的那种神奇和奇异品质，这些都只能在一种神奇的时刻才能被理解。这是对罗塞特的合理推论吗？罗塞特找不到那个大写的书，无法确定“写”的真正含义，德里达毫不手软地把罗塞特推到一个书写的乌有之乡去，推到一个对大写的书无望找寻的困境中。罗塞特就只好把艺术作品宣布为一个“自足的绝对的独立有机体”，这样他就可以把结构处理成一种形式和意谓功能的统一体。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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