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列维斯特劳斯把他关于人类学的完整系列论文结集为《结构人类学》出版，这实际上就已经是在发出结构主义的宣言。这部书的开篇之作可以追溯到1949年，列氏显然是想以此表明他构想结构人类学已经很有时日了。在对历史进行驱逐的同时，列氏把人类学研究中的关系项提到重要地位，并且把民族志和民族学与历史作了根本区分。实际上，在这种区分中，在对历史和主体有目的的驱逐中，列氏的结构主义是在建构一种社会科学的规则。这与以往以人本主义为中心的哲学统治学术界，构成学术界历史传统形成强大对抗。列氏的得势，实际上也是整个学术界向社会科学转向的历史趋势正在形成的表现，他顺应并且领导了这个潮流。在20世纪中叶，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深受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政治学一直就叫做政治哲学。只有人类学的兴起，社会科学才找到区别于人本主义哲学的地方。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始终存在着内在角力和紧张关系。
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在结构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没有停息过，而且一直来自维护传统人本主义哲学的阵营。当阿尔都塞转向结构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结构化时，他遭到罗杰·加洛蒂的批判，后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人本主义，认为正是马克思早年（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定的人本主义立场，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精髓。阿尔都塞在法共一直不得志，这与法共正统派更普遍地从人本主义哲学（也是解放的和革命的哲学）立场去诠释马克思有关。阿尔都塞弄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断裂体系的说法，难以为法共的主流派所认同。
另一位结构主义的主将罗兰·巴特也遭到来自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保守派教授的攻击。1963年，罗兰·巴特出版《论拉辛》一书，提出“积极批评”的概念，就是要在对作者和作品的历史资料进行采集的同时，提出基于当代回答当代问题的假说。巴特既在分析的层面，又在结构的层面重新阐释了拉辛。这激起了巴黎索邦大学博学的拉辛学者雷蒙·皮沙尔的反对。1965年，皮沙尔出版《是新批评还是新诈骗》一书回应巴特的拉辛研究。整整一代的结构主义者都站在巴特一边，反对老旧陈腐的皮沙尔。结构主义与学院派的文学批评的对抗，相当于学院主流派与民间在野派的对抗。信奉结构主义的那些批评家如巴特、格雷马斯，一直没有取得教师资格文凭，始终无法进入大学任教。除了巴特还有不少的语言学家都为没有资格文凭吃尽苦头，他们是大学的关门主义的受害者。尽管结构主义者不少是大学中人，但他们对大学保守气息也很反感，因为旧势力还占据统治地位。巴特的反击获得了结构主义思潮的支持，拉康、雅各布森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支持他。1966年，巴特出版《批评与真理》一书，回应皮沙尔的指责。巴特指出，皮沙尔不过就是执著于“貎似真实这个概念”，它是典型的古典封闭主义，不能应对时代新的要求。巴特把自己的批评定义为写作行为，他阐明了作为批评家的权利：他既是作家，又是意义的载体，还是创造者，凭借的是自己的能动解读。巴特宣称的是以写作的能动性为基础的新的批评风范，批评以从未有过的时代激情和话语魅力重估一切文本，在此前提下，巴特提出“作者死了”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巴特的这种文本批评态度的意义不亚于尼采宣称的“上帝死了”的意义，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文本批评的时代。
对结构主义做出尖锐批判的人是德里达，现在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则显得不可思议。解构主义一直被看成是比结构主义更激进和更彻底的理论主张，事实上，德里达着手批判结构主义时，很难说是比结构主义更激进还是更保守。60年代初，德里达沉迷于胡塞尔的现象学，1962年发表《〈几何学起源〉导论》，引起《批评》杂志主编、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的注意，德里达后来对结构主义批评的数篇论文都发表于该杂志。
而该杂志与结构主义的关系若即若离，既保持对话，也不时登载重头文章批判结构主义。60年代初，德里达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现象学上，他后来参与《泰凯尔》集团，这份杂志显然也是属于结构主义大本营的一员，甚至一度还被看成具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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