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的时代也就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时代。在存在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列维斯特劳斯就崭露头角，1945年出版《结构与人类学的结构分析》，1949年出版《血族关系的基本结构》，这本书的出版成为“二战后知识分子史上的一件大事”。多斯认为：列维斯特劳斯发动的革命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它对现象做了非生物化的处理，并把它从简单的血亲结构中，从种族中心论的道德考虑中驱逐了出去。列维斯特劳斯的贡献在于，他把血族亲属关系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根基。在这本书中，列氏与以乱伦禁忌观念为核心的自然主义决裂，乱伦禁忌不再被设想为一个消极的事实，而是被看成是产生社会关联的积极事实。这样，乱伦观念就被视为从自然向文化转型的参照物。乱伦是自然与文化的交汇点，它是人类取代自然秩序的不可或缺的任意法则。这部书的出版轰动一时，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奠基之作，在此之前，社会科学不过是拾自然科学的牙慧而已，现在，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而且与硬科学的科学性可以一决高低。这部书甚至触动了西蒙娜·波伏娃动手撰写书评发表于《现代》杂志上。很多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部书其实是存在主义的掘墓之作，波伏娃那时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相反，她试图把列氏的这部著作纳入存在主义的领地。她阐述这部书的哲学根基时说道：“列维斯特劳斯不允许自己在哲学根基的问题上稍有闪失，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严密的科学客观性；但是显而易见，他的思想铭刻在广泛的人本主义的纪念碑上，根据人本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存在就是对自身存在的最好的辩护。”德里达后来攻击列维斯特劳斯带有人本主义的尾巴，很有可能是当年波伏娃的鼓吹给后来的他以反面的启示，作为批判的依据的一部分也绰绰有余了。
在那时，列维斯特劳斯还不能冲破存在主义的时代潮流，结构主义形成气候是在50年代后期，存在主义已经日渐式微。60年代上半期结构主义则达到高峰。列维斯特劳特于1955年发表了《忧郁的热带》，1962年出版《野性的思维》，从1964至1971年，他的四卷本巨著《神话学》陆续出版。
当然，《忧郁的热带》不过是本游记之类的书，在法国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现在看来是件奇怪的事件，但在当时给绝望的法国思想界带来了希望却是实实在在的。这部书记录了列维斯特劳斯于50年代上半期在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的探访经历，他描述了在卡都卫欧、波洛洛、南比克瓦拉等几个原始部落里经历的奇闻怪事和寓意深远的田野考察历程，其中穿插着他个人的自传，包括幼年的经历、求学的机遇、老师辈的轶闻、巴黎学界的趣事，文笔流畅而辛辣，在描写中透示着敏锐的观察和犀利的思考，既是怪象横生的游记，也是求知者的心路历程，同时又有精湛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无疑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书。在当时，这部书被认为是开创人类学新领域、奠定新的思想方法的时代巨著。杰梅斯·布姆在评价这部书时写道：
它在发现一种跨越文化、超越历史的“语言”，并在发现一种方法的过程中分解了“自我”。这种探索实质上是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世界的形式。它所揭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命运、没有最终目标、只有残迹的世界。某些特权社会所欣赏的历史意识在这里根本没有市场。这部抒情的、辛辣的、谜一样的作品不屑于依靠一些片段与残迹徒劳地去重新创造一种已经消失的地方色彩。显然，这是一部为所有游记敲响丧钟的游记。
这部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本关于它自己文化（法兰西的、西方的）的书，也是一部否定这种文化的书；它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书，也是一部否定20世纪的书，列维斯特劳斯与其说抓住了原始部族的无意识，不如说抓住了法国知识界的无意识。那就是经历了左派的激进主义冲击而饱受思想混乱之苦的知识界，现在需要一种更加平静和内敛的知识话语，知识分子可以重新在专业领域内来谈论他们真正可以称之为行家里手的东西。
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出版，在这部书中，列维斯特劳斯提出了他关于具体性科学的方法论。在他看来，巫术与科学之间的首要区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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