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行动，要用行动证实自己的意志，战后的萨特几乎是狂热地信奉自己发现的时代的真理。而这里面隐含的动机，按西里奈利的推论，那是对自身二战经历的一种强烈反拨。至于《死无葬身之地》、《脏手》，强烈的政治指向性、对维希政府或共产政治的探讨，都表达了萨特用关怀现实的写作行动承担自己的责任的努力。从整个50年代到60年代，法兰西几乎可以说是萨特的时代，团结在《现代》期刊周围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战后欧洲最激进同时也最富有时代精神的人群，萨特当之无愧是这群人的领袖。雷吉斯·德布雷说过：“对于我们这些50年代的高中生来说，《存在与虚无》令人心跳加速。”1952年对于萨特来说正是如日中天的年份，只有时过境迁人们才能意识到萨特的一系列绝交的选择意味着战后法国（乃至于可以看成是欧洲）
知识分子的严重分化。1952年，冷战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镇压被披露出来，相当一大批知识分子放弃左派激进主义立场开始退党，而萨特却与法共（pcf）结成紧密同盟。经过1952和1953年的争论，萨特先是让《现代》编辑小组的中坚人物克洛德·勒福尔离开，随后还有更激烈的绝交行为。第一次是与二位密友加缪和埃蒂安布勒，第二次是与好得几乎“穿一条裤子”的莫里斯·梅洛庞蒂。在所有这些断交中，他与加缪的断交构成了巴黎知识分子阵营最重要的话题和事件。1951年9月，加缪炮轰共产主义；1952年7月萨特发誓终生憎恨他的社会阶级并站在共产主义一边。
加缪在《反抗者》和其他写作中在共产主义与暴力之间画上等号，而萨特则认为这一暴力是合法的和不可避免的，并且长期为斯大林的镇压辩护。冷战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变得不可避免，围绕加缪的《反抗者》，知识分子左右派阵营表现出态度鲜明的分裂。1952年，萨特在《现代》期刊登出一组信件，对加缪进行攻击，这使忠于私交的加缪陷入无比痛苦中，他开始在笔记里痛斥萨特、存在主义者和《现代》杂志。他把巴黎看成一座莽林，“那儿的野兽面目狰狞”，他把对手定性为“革命精神的新贵、暴发户和正义的法利赛人”。他抨击萨特道：“《现代》上的辩论——无赖作风。他们唯一的借口存在于那个可怕的时代。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彻底地向往奴役。他们梦想沿着一条光辉的道路抵达那一端，但是没有一条忠诚的路径能够通向奴役……”在50年代上半期，萨特风头正健，左派激进主义并没有因为苏联暴力的被披露而退潮，虽然有一批知识分子退党，但法共依然是纪律严整富有朝气的战斗集体。加缪和阿隆则更容易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人物。萨特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却对苏联的镇压政策置若罔闻，这使大部分的追随者开始怀疑他的理论。法国思想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替代左派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就这样如期而至。从知识分子的群体特性来说，仅仅是政治倾向不足以全面而长久有效地维系知识分子阵营的凝聚力，毕竟知识分子要追求的是以知识话语创新的方式阐释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成为战后最有力的知识话语，取代他的必然是另一种更适合历史变化的知识话语。一个又一个朋友同道的离去，没有伤到萨特的历史地位，但另一种知识的出现，对知识分子具有更大的诱惑力。1960年，在法国高师校园内，萨特与阿尔都塞发生论战，这意味着存在主义的时代就要终结，自负的萨特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时，结构主义的时代就已经来临了。对于萨特来说，知识分子的介入（intellectuale）是其理想，这也是法国的传统，萨特终其一生都在实践并且完美体现这个理念。现在，多斯在评价历史的变化时写道：“时过境迁，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再被允许在所有的领域侃侃而谈，他们被迫把目光收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日益萎缩，它只能用于特殊的事件，但是作为补偿，一方面他们失去了干预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中受益匪浅。批判意识在理性名义下的萎缩，在更大意义上，与对历史的投入锐减（甚至是把历史拒之门外）是一致的。”两位结构主义开创者乔治·迪梅奇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明确表示要从萨特式的介入中退回到学术专业领域。当有人问乔治·迪梅齐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时，他回答说：“不，我甚至对那些扮演这一角色的人感到一丝恨意，对萨特，尤其如此。”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威（如果人们觉得我还有点权威的话），在于我的著作，在于严密而精确方面的审慎。”福柯在回顾当时的思想转变时曾说道：“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意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萨特及其存在主义在冷战的氛围里一度成为医治人们心灵创痛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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