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把握解构最基本的要义就是揭示那些困难机制，就是在绝境（aporia）中思考，就是对绝境的思考，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具有一以贯之的肯定性精神，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后来的更具伦理政治性的主题一样，都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德里达后期谈论的主题中读出更为切实的思想性指向。那些直接谈论法律、伦理、政治、宗教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论题，无疑更加倾向于解析当代那些现实难题。而且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德里达当年并不强调他的政治立场，他的宗教的背景和信仰指向，但在他后期的论题中，这些主题是如此突出地构成了他全部思考的重心。很显然，德里达的宗教背景和政治立场一直是理解德里达的众多难题之一，他在谈论宗教时，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他的犹太教传统相关？在后现代的价值多元时期，德里达又是如何寻求精神依托的？与人们认为解构主义是要消解一切价值准则，后现代时代就是拆除一切价值、信仰和关怀的说法相反，我以为德里达恰恰是一直在为这个时代寻求一种肯定性的精神，一种面向未来的精神期盼。在这一意义上，特别32德里达的底线是后期的德里达对后现代文化提出了深刻反思，甚至一直是在反后现代的向度来伸展他的思想，并努力去给出建设性的肯定意义。
德里达的犹太文化背景一直很模糊。一方面他作为犹太人承受着所有排犹运动给他留下的创伤，另一方面，他又对犹太社团强调自我特性的做法保持警惕甚至反感。德里达于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近郊埃尔比哈（elbiar）。父母均为犹太血统，德里达在家里排行第三。自1830年法军攻占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化长达一百多年，是法国化相当严重的法属殖民地，但大多数阿拉伯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虽然算是法国国民，但并不享有公民权。这种身份上的差别，无疑使犹太教徒对法国文化持抵触态度。直到1870年克雷米厄法出台，数量上有法国殖民者的四分之一的当地犹太人才被授予法国公民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阿拉伯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才获得完全公民权。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化过程，造成当地分明的等级制度，犹太人显然处于社会较低等级。德里达的家庭属于小资产者，应当说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作为犹太人却又受着法国化的教育，社会身份与教育背景的某种程度的分裂，无疑影响了德里达的思想成长。
实际上，幼年的德里达与犹太教文化的关系并不密切。他的家族在1830之前就住在阿尔及利亚，德里达从小把法语当做母语，他完全不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也没有受过犹太教的完备教育。相反，他熟悉的是拉丁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和法国文化。当然，如果说他的家庭与犹太教毫无关系也不尽然，他们家庭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犹太教的习惯遵守者，例如，德里达本人就受过割礼，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犹太名字“艾利”（elie），艾利在犹太教中是作为一个救世主的先驱复生的偶像被崇拜的，这个名字在德里达的一生中都是隐匿的，这也说明他与犹太教的隐晦的关系。
德里达的少年时期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显然在他的心灵中留下特殊的印记。1940年10月，克雷米厄法被维希政权废止，犹太人在阿尔及利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歧视和迫害。德里达于1941年进入宾·阿克嫩高级中学，于次年10月被勒令退学。在这期间，近二万名犹太裔学生被赶出学校。作为犹太人，德里达少年时期所蒙受的创伤和耻辱是不难想象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德里达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培养了对犹太文化的向心力。
失学后的德里达曾短暂进入面向犹太子弟的学校就学，但他以逃学的姿态来对抗他并不喜欢的犹太气氛。少年时代的德里达经常跟随推销酒的父亲到店铺和人家里去送酒，目睹过父亲总是弯着腰忍气吞声的状态，他从父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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