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这样一种解构的“历史性”依然难以把握，也从未被解构的阐释明确把握过。20世纪末期，德里达的思想——不管是在延续、演变，还是转向，都可以感觉到一种更为实在的历史主题，一种“在实践上”可以标示出的历史品质。德里达本人的写作史，关于德里达文本的阐释历史，以及历史语境本身都在悄然发生变化，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去阐释德里达，阐释解构的历史。尽管德里达本人反对人们描述一个解构转向的新现实，但重新考虑解构原来包含而又被历史（和解构的解释史）压抑的历史和人文主题，则是有必要的。
很显然，德里达并没有彻底丢弃历史性的概念，正如他也没有放弃解构的肯定性意义一样。这就是说，在解构的差异性序列中，有一种东西留存下来，一种剩余的意义，一种额外的超级意义重新铭写在差异之中。很显然，解构的重新自我铭写特性从来没有被正确理解，这也可能就是德里达后来反复采取文学文本的手法书写解构踪迹的动机。德里达曾经说过，他曾向哥德曼（goldmann）谈起过“文字主体”的问题，哥德曼表示十分担心主体以及它的消失。他指出：“重新思考主体性的结果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它是由文本的结构产生的。”这里的主体性问题当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不是人的完整性意义上的主体，这是由文本（广义的和狭义的）在差异性中产生的主体。这是在解构的结果层面上思考的主体性问题，说到底它是解构与传统的历史、主体在意义上可以通约的最小单位。这是最小值的主体，也是主体最小值的历史性。
解构能够留下的就是这个最小单位，但这可能是更准确地把握解构要义的关键支撑点。对解构即使作系统化的理解显然也不能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老路上去。为了使解构具有建设性而给解构重新提示一个本体论—神学的基础，这是德里达最为痛恨的做法。德里达本人也始终处在这个“差异”（或延异）的绝境（aporia）中，他不能往前走一步，因为那就意味着解构将掉进无底的深渊。多少年来，他就站在密室般的无尽的尽头，他看到了无尽的前方，他指出了从这个绝境衍生而来的历史性，衍生而来的语言、书写、话语、意义、价值和各种文化的象征物。他要找到切实的线索，我们的意义、知识和价值铭刻的过程。因此，解构不是把我们的意义、知识和价值扔到虚无的无底的深渊去，而是揭示出这样的历史在绝境中自我铭刻的过程。
去描述一个走向虚无或走向无底的游戏的解构主义的做法是轻易而投合了人们对解构主义的一知半解的想象，而要揭示那样一个差异系统的自我铭刻的历史性则要困难得多。对于德里达来说，他要强调他的思想的一贯性，他在语言符号层面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表征的那些困难机制的解构，或者说在绝境中的解构，那也具有现实意义。在他看来，现实的机构、权力运作、等级秩序、价值判断无不与此相关。这种解构也不是颠覆和拆毁一切存在事物，而是揭示出一种困难机制，不可能的形势；它不是虚无，解构不是无底的游戏，而是有其面向肯定性的底线，这与他后来要确认的正义、宽恕、友爱等等命题一脉相承。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认识到德里达解构实践中所存在的这种一致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依然要看到，德里达本人探讨的主题在80年代中后期转向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伦理政治方向。而后者事实上也激起了人文学科更广泛、更强烈而深入的反应，也表达了解构主义更为丰富和多样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