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没有计划预见和先知的“可能来到”的经验，换句话说，事件不应是可预见的，也是不能计划，没有方向的。如果我能够计划、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就不会有“事件”。我刚才说到“行为句”，就是想说明这点。“行为句”就是在特定时间制造事件的语言行为，比如会议主席说“会议开始”。“行为句”制造“事件”。我认为，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所以“可能”这个范畴是非常重要的，它制造不可预见的无理由的事件。德里达在这里并不承认他有人文的和历史的转向，他认为他的解构一开始就不是限定在话语和语言的层面，而是对一种机制，困难的机制，例如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并且，他始终参与现实的实践，也就是说，解构始终是现实的关怀。当然，德里达也微妙地提到，他“不会一生总重复相同的东西”。这说明变化或转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的。但他何以又不愿意承认他的解构思想在后期更倾向于历史与人文呢？
至少他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正面强调。这里面也可能有二重问题交叉在一起：其一，德里达早期的作品，如《胡塞尔现象学导言》、《写作与差异》、《论文字学》、《边缘》、《立场》、《播散》等等，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没有强调解构的语言学特色。当然，对历史的解构本身就具有历史性，这一点确实是所有对德里达早期作品阐释的人都没有加以强调的。但这种印象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归咎于德里达自己，在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语境中，历史本身总是一个被质疑的对象，至少在那个时代是如此。
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进行挑战，是整个七八十年代的风气，德里达本人也默许了人们把他塑造成尼采式的反历史的英雄。“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这一点无疑没有人会否认，但“别样地思考”在德里达那里，历史是以解构的形式被质疑的，这与他后来更加强调历史作为一个“到来的事件”还是有明显的差异。“解构历史的历史性”这一主题之被压抑，说到底是历史语境使然。德里达后期的著作确实明显加重了对历史和人文的关注，他过去沉潜在话语、语言和机制下面的那些内涵，浮出了历史地表。
德里达本人不愿意接受人们认为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这种理解，因为他认为人们一直对他的思想存在误解，现在接受的人多了，似乎过去的误解是对的，现在不过是他浪子回头，人们可以更好地接受而已。这当然不是德里达所要的肯定。他早期的解构中也始终存在着一种肯定性的东西，他只是揭示形而上学历史的不可能性，他把解构置放在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边界来思考，因此，解构并不是简单的颠覆、拒绝和否定。这是德里达一以贯之的精神。我们所说的转变，是德里达解构的主题、形式、方法和风格的变化，并不是说他前期就是否定式的立场，而后期倾向于对肯定性价值的寻求。对不可能性的解构与期待到来的历史事件，这是他一贯的立场。
实际上，德里达也声称过自己的思想处于“演变”之中。1971年，他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就提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思想的深入与拓展都可以称为“演变”，从60年代后期，到1971年德里达的思想就发生某种“演变”，这是令人惊异的，这种“演变”必然只能理解为“阶段性的细微差异”。但尽管如此，德里达思想确实不是一成不变的，确实存在某种可理解的内在演变史。但在整个70年代，德里达的思想偏向于语言和话语层面的解构，则是不难理解的事实，那是当时整个法国巴黎的思想风格。围绕telquel组成的“泰凯尔”小集团，是以语言学和符号论而影响卓著的。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的失败，进一步促使这些结构主义知识分子进入语言学的层面。只要想一想，克里斯蒂娃在1969年出版符号学论集《符号论——对符号分析学的探究》，使她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学者，就可以知道那时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是如何占据了巴黎的思想中心。德里达早期对历史的解构确实容易给人以“拒绝历史”的印象。德里达在接受豪德宾的采访时，提到人们给他强加的“拒斥历史”（rejeofhistory）的问题。很显然，在那时，德里达解构历史的效果毋庸讳言；而他对历史的重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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