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9日，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去世意味着法兰西最后一位大师、思想界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如此说法，在今天无疑是会招致非议的，但若干年之后，我们可能会更深切地体会德里达给我们留下的那些警世预言般的哲思的深远意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解构主义这些理论术语今天已经不再新奇，已经构成当代学术话语的常规资源，特别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似乎另一个学术时代正在开启。七八十年代批评理论的黄金时代就像梦境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仿佛这样的历史不曾发生。当代理论和学术场域可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替代式的变迁被健忘症所支配，新兴的理论总是更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想当年美国“耶鲁四君子”的阵势，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80年代，德曼英年早逝，哈特曼从开始就一直若即若离，只有米勒仍在那里硬撑残局，更要命的是，布鲁姆还要改换门庭，杀一个回马枪。90年代初，那本影响巨大的《西方正典》，居然把解构主义也划到“憎恨学派”中去，这就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当然，布鲁姆并未把矛头直接或主要地指向解构主义，他或许米彻尔写过一篇文章《论批评的黄金时代》，指美国七八十年代在后结构主义影响下所建立起来的批评盛况。
《西方正典》这本书原作初版于1994年，那时布鲁姆已经64岁，他的文学观念比起他的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都显得落落寡合，与其说保守，不如说激进。在人们已经习惯接受文学大众化以及文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时，布鲁姆的所谓“纯文学”呼声，像是文学守灵人的悲歌。但显然布鲁姆不是孤立无援的，这本书乃是应美国伯克利出版集团重金邀约而写，无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对西方文学传统的态度，同时也有感于当代文学观念之混乱，布鲁姆的口气完全是一副正本清源的架势。
布鲁姆几乎横扫近20年来风靡西方的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一个都不放过，统统给其命名“憎恨学派”（schoolof
rese）。在他看来，当代流行的理论批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德里达的底线是“怨恨”现在的批评理论把解构主义用得过于模式化，变成了身份政治、种族政治和差异政治的工具。从某方面来说，这无疑是对解构主义精髓的庸俗化；从另一方面来说，解构主义已经如此不可或缺地成为当代批评理论的基础，既提供思维方式，也提供术语和概念，总而言之，没有解构主义建立的平台，当代批评理论寸步难行。
解构主义不只是提供了一种批评方法，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时代的观念、看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立场。6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思想家，不管是福柯、拉康、巴塔耶，还是德勒兹、鲍德里亚、布尔迪厄……他们都经常与德里达相提并论，都被放在后结构主义或文化研究的知识谱系中来理解并被运用。
实际上，德里达给这个时代的知识创造提供的思想资源要基础得多，要更深远和更具有启示意义。人们在抱怨德里达晦涩的同时，却可以从他的思想中获取超额的思想启示和无穷的思想动力，这可能是20世纪以来最为奇特的思想景观。除了把德里达理解为一个世纪的启示录式的思想家、一个时代转折的预言家外，没有别的解释可以自圆其说。
2001年，就在德里达辞世前三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卢迪内斯库在与德里达对话时评价德里达说：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我敢说您是这批思想家中唯一健在的人……但您通过对他们著作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等等，统统归属此列。晚年的布鲁姆已经是维护经典的正统派架势，像是要重弹新批评的文学性老调。
实际上，欧美学界在80年代后期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经典的争论，这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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