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其实对英语语言霸权也无可奈何，后来不得不花费时间去打磨英语，他也多次用英文演讲，后来他有些书籍是先有英文版，才有法语版。德里达几十部著作，几乎都有英文版，有关德里达及解构主义的英文著作也车载斗量。
另一方面，就汉语译著而言，德里达已经有一些著作是直接从法语翻译过来，如《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书写与差异》（张宁译）、《论文字学》（汪堂家译），其译者的语言水平都是非常过硬的。我想，如果是非法语专业人士，要达到他们的法语水平几乎不可能。这也就是说，通过他们翻译成母语（汉语）来阅读，可能比并非精于法语的研究者去直接读法语版还更精确些。如果译著不能作为研究的材料，那表明迄今为止翻译这项工作是没有必要存在的，这未免太极端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理解德里达显然不只是具备语言素质就可奏效的，而是需要庞大的人文学的背景知识和比较好的思想素养，以及在文学批评方面的感悟能力。如无这几方面的能耐，单凭一项语言才能，要读懂德里达几乎不可能。这方面，陆扬、夏可君、胡继华、陈永国、方向红做的一系列翻译工作，无疑是极其出色的。虽然局部还有一些可再斟酌之处，但他们在人文学方面的素养，使得译文相当可靠。
因此，有些先生认为做研究要依据原著的语种来进行，其建议当然是好的，是理想性的最佳选择，但从其可行性而言，毕竟是研究，不是阅读语言，特别是对这样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思想史上最难解的哲学家，可能更重要的是长期培养的人文学方面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
写作本书耗去了我数年的功夫，一方面带着紧迫感，另一方面又总是被眼前的事务所裹挟。2003年，正值动手写作此书时，我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从研究机构调到大学，马上面临开课的难题。到北大迄今为止已近六年，我给本科生、研究生总共开设了六门新课程，都要从头开始备课写教案讲义。虽然教学用去不少时间，但与学生在一起，会让我感到快乐和年轻。
特别是学生提出的问题，对我的研究工作无疑是非常积极的挑战。本书理应再投入更多的时间，但我总是不能在一个课题上停留太长，新的题目似乎总是更具诱惑力。有作家说过，一本书的完成就是一次死亡，从精神上来说也确实如此。一本书完成就是一次了结，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次夙愿的了结，是对一种思想的至诚敬仰和献祭。本书无疑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之处，有些是功力不逮，有些是时间不允许，只好请同行朋友和读者批评指正了。
好在同行们会有更好的作品问世。在当今中国，关于德里达的研究已经形成一支相当整齐的队伍，我的同龄人，特别是比我年轻一些的同行，如陆扬、尚杰、夏可君、胡继华、方向红、陆兴华等等，虽然我与他们大多数都未谋过面，但阅读他们的作品让我深信他们在解构主义方面的研究都有独到惊人之处，他们已经有或将有新作面世，中国的解构主义阵势已蔚然成形。
写作本书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文学研究所。本书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b类重大项目。但项目立项不久，我就调往北京大学，文学所的领导和科研主管同志并未对我提出任何有压力的要求，依然支持我继续做下去。这里特别要感谢杨义先生、包明德先生、朱渊寿先生、严平女士，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鼓励我。对我要求延期，也没有任何苛责，而是表示：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把课题做好。他们宽仁为怀的态度，始终鞭策着我。本书原在中国社科院立项时计划写作28万字，写作中篇幅增加近一倍（现在成书已有五十多万字），后来又申请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度规划基金项目”，在此感谢教育部基金项目主管的领导以及匿名的评审委员，虽然我不知悉你们的尊姓大名，但在我的心中，始终怀着对你们的感激和承担着你们的信任。
在这里我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温儒敏先生、曹文轩先生，他们对我的教学和科研都给予了友善的关怀和慷慨的支持。还要感谢郑鹏博士，他最后帮我审读了全部书稿，花费了不少时间，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宝贵意见。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张雅秋博士，她一直在关注我的写作，并在出版方面给我提供了非常诚恳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朋友们：汪晖、孟繁华、程光炜、蒋寅、张宁、陈福民、高秀芹、靳大成，他们阅读了我的部分手稿，他们的意见和鼓励弥足珍贵。
最后把此书献给我的妻子陆波和儿子陈路奇。特别希望16岁的儿子长大成人，以他现在的志趣，期望他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一番作为。
是以为序。
陈晓明2008年10月25日
##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