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德里达及解构理论的书是我多年的夙愿。解构主义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十多年，“盛行”之说可能言过其实，或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现在解构主义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概念术语，举凡对抗、批判、戏谑、pk等等，都叫解构。
不管是在学术对话中，还是在媒体娱乐狂欢的场合，解构都变成一种时尚的佐料。如此的通俗化和庸俗化，对于解构一词的普及可能不无益处，但在学理的意义上，却是对解构的草率行事。也正因为人们把解构挂在嘴边，似乎谁都通晓解构，谁都可以解构，这就遮蔽了解构真正的学理意义。
真正追问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于一般的学界中人，解构为何物，恐怕还是不甚了了。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目前解构在中国还属于“学术谣言”，这就是说，还属于“传说”阶段，难免走样和似是而非，因而，更坚定了我重新写作解构的决心。因为早在80年代后期，我所写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即是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但是由于那个时期资料匮乏，加上文学系对论文的专业限制，论文最终成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先锋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未免不够纯粹，这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这本论文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时期，1994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1年，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与德里达相遇时将这本论文送给了他，上面用英文写了给他的献辞：“您的思想对中国青年一代学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并与他做了短暂的交谈。
大师看到十多年前居然有用中文写的关于他的博士论文，很是惊讶。或许是出于客套，大师用英语说：他的著作能被中国学者重视并发挥作用，这是他最大的欣慰！当时张宁博士（时为德里达助手）也在场。可惜，我一向出于矜持（或担心给人添麻烦），不善于要求与名人照相，那次我们的交谈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很是遗憾。不想，大师于2004年10月9日去世，再也无缘拜望。如今另起炉灶重新写作，既是对当年论文写作缺憾的一次弥补和偿还，也是对自我的一次挑战和激励，更是对大师的一种追思和致敬。
德里达的思想，或者说解构主义理论可以说是当今时代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基础理论，这样来说，可能并不过分。仅就多年来，在ssci的引用率中，德里达一直雄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同代学术大家，就很能说明问题。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构成了当今理论与批评的最根本的基石，深刻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在解构主义之后，人们再难坚持原来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心和边缘、差异与同一性、能指与所指、声音与写作、终极性和目的论、主体与他者、法律与正义、多元主义、性别政治、马克思主义……如此之多的问题被彻底清理和重新定义，这都得益于德里达的卓越工作。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后现代时代到来的历史场合，是德里达提供了一整套完备的思想和阐释策略，使我们可以从容面对这个时代而没有失语的惊惶失措；同样是德里达，从80年代以来，一直给予我们以新的思想去穿越这个混乱的后现代时代，让我们去面对更具有开启性的未来。
尽管这些思想并非都是德里达首创，他所涉及到的问题，是在阅读前人经典或同代大家的基础上，但是在对他们认真的解构中去阐发他独特的思路。他如此富有热情而敏锐地读解了自柏拉图到康德、黑格尔、卢梭和马克思，从胡塞尔到索绪尔、弗洛伊德，从尼采到海德格尔、福科、巴塔耶、萨特和列维纳斯，从卡夫卡到本雅明、乔依斯、布朗肖、纪德和阿尔托……他的解构式阅读几乎涵盖了西方思想史上所有的大师名家，他的阅读本身就是一部浩瀚的哲学史和思想史。他总是能抓住那些最有原创性的思想，那些最有再创造可能的要素加以发挥，从而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庞大背景上建构了一个巨大的解构谱系。他强化了这些思想品质，把它们建构在他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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