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指出福山的矛盾处在于，他的“福音降临”一方面要从现实经验的事件中找到依据，例如，马克思主义在想象中的灭亡与自由民主国家在想象中的实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超历史的理想。福山经常性地把自由民主的来临表述为是自由民主的理想深入人心，关于自由民主的理想人们不再存有疑问。这个理想在福山的理解中已经是一个历史事件，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德里达读解福山的这一理想时指出：这个理想既是无限的又是有限的，它是无限的，因为它有别于任何限定的经验的实际存在，或者说它是“漫长的发展过程”的趋势；它又是有限的，因为它作为理想已经实现，因而历史终结了。在德里达看来，这就是幽灵的逻辑，它是现实的，又是虚幻的，它引向了一种现实性和理想性相区别或相对立的逻辑。
当然，就这一点而言，仅仅从逻辑上来看，也很难说福山就是混乱或错误的，现实性与理想性未尝不可并存。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它可以是幽灵化的逻辑，也可以存在于事物发展的历史逻辑之中。德里达在这里也就是虚晃一枪，他显然不能与福山去论辩民主来临的现实性，这是可以在正反两方面都举出无数例子的命题，他无法否认。德里达也举了一些现实灾难和反民主政治及全球化经济秩序的事件，但他不会陷入与福山的肉搏战之中，他还是把福山悬空起来，把福山的论述论定为“福音书”，把它作为理想性的未能证实的，也就是未能实现的事物来对待。德里达认为，民主制度本身始终包含着断裂：失败、不相适应、分离、失调、脱节，因此，我们总是建议讨论一种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而不去讨论将来在场的将来的民主制度，甚至不去讨论康德意义上的调整性理想。因为它们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仍旧保持其为某种将来在场、某种活生生的在场的将来时态的形式。德里达的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怀着更加现实的态度来讨论“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的积极意义，但事实上，他是以宗教信仰般的态度来面对“即将来临”。民主制度只能以即将来临的方式存在，始终“在路上”，它只能是一个弥赛亚式的希望。德里达的解释跟打哑谜没有区别，他说：“民主制度的承诺的有效性与现实性，就像共产主义的承诺的有效性与现实性一样，将把这个存在于其内心深处的、绝对是非决定论的弥赛亚式希望，这个与某个事件的即将来临，而且与某个个体的即将来临、某种不可预测的相容性的即将来临的末世论关系，保持在它之内，而且它必须这样做。”德里达把民主制度的可能来临看成一种可能性的事件，而且，它的可能性的条件也是它的不可能性的条件。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如果没有这个关于不可能性的经验，我们就会同时放弃了正义与事件”。
德里达这里的阐述玄奥晦涩，他要表述的实际上也不过就是说，民主制度不可能被现实化，被现实化的肯定不是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就这一点而言，与其说德里达是虚无主义者，不如是一种极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克尔凯郭尔式的信仰骑士。因为，他把民主制度看成是一种无限可能性的制度，也就是说，始终处于“即将来临”之中，在等待和吁请它的历史时刻中，人们才会有对现实更加有效的态度，它是无限开放的弥赛亚式的希望。
这是一种不可能的事件和经验，但我们保持着对它的期待，就像没有待客之物的殷勤好客一样。这是一种弥赛亚的开放性，或无限面向未来的弥赛亚性。
在这一意义上，德里达与福山的区别就清晰得多了：福山是把民主制度的来临历史化，认为它是历史发展至今的必然结果，是现在的事件和未来一定要到来的事件；而德里达则把它看成是一种主体化的态度，主体对事件来临的始终解构的态度。“即将来临”不只是对未来的期盼，同时也是对不可能性的始终质询，对现实的不断解构。因为以正义为理想目标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被现实化的，但人们在无限的希望、努力与对现实的修正过程中无限地切近这个“即将来临”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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