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依然表明当代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构成的债务关系。
对于德里达来说，对马克思的继承并不是一项密谋中的宣誓，从此就效忠于马克思。这一点正是德里达反对的或致力于解构的，也是德里达理解的马克思的异质精神所反对的。继承马克思意味着对马克思的深刻批判，意味着对历史的马克思和今日的马克思的反复阅读，而解构就是这种反复、重复和补充的阅读。德里达的解构策略显然是要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实际上，面对现实德里达并无多少发挥余地，只有把现实与文本结合起来，把修辞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德里达的空间才变得异常广阔。德里达真正的兴趣似乎在于建构马克思的幽灵学，或者说幽灵的悖论，也就是幽灵的谱系学。
幽灵学的悖论，那是对幽灵纠缠不清的历史的描述，幽灵既是马克思，又不是；或者说，幽灵是即将来临的形象，又是古旧魂灵的返回；幽灵既是马克思的形象，又是马克思描述的那些形象……幽灵就像德里达最热衷于描写的延异和踪迹一样，它是不在的，却留下诡异的踪迹。
幽灵总是以悖论的方式存在或显灵，只能在悖论的意义上来理解。德里达认为，幽灵的悖论已经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纲的一部分，它也将成为《资本论》总纲的一部分。事实上，德里达在论述幽灵的悖论时显得过于玄奥且宽泛无边，其要点难以把握。简要地说，这是一种增补性的折叠，它以一种反射性的返回运动逻辑展开，最根本的要点在于，他们所驱除的幽灵正是他们要表现的东西，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表达的那样，那些挑起恐惧的人却恐惧他们自己，那乞请在哀悼中保护其自身的人，却又用他自己的力量反对自身。马克思不断地在他的著作中驱魔，他描述了那么多的幽灵形象，他竭尽全力驱除这些魔影，同时也竭尽全力表现它们。这与马克思在历史中和在现实中的遭遇一样，在现实中，共产主义的幽灵与马克思的幽灵一道，在欧洲的上空徘徊，在历史中徘徊，在现实中徘徊，人们也一直要驱除魔怪。那些“神圣同盟”从历史到现实，都在望眼欲穿地期待马克思主义的垮台，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驱魔成为“神圣同盟”对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方式，但这些人却又是如此热衷于表现幽灵，使马克思幽灵化（或妖魔化——与在整个冷战时期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国家的幽灵化是完全一致的）。在另一方面幽灵的悖论还表现在：它总是在被宣告离去中到来。德里达说，在当今这个全球科技化的世纪，也是地缘政治有效离心化的世纪，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同时也是“一个永远也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在德里达看来，试图驱除马克思的幽灵是徒劳的，如果密谋者们想要驱逐或祛除那幽灵，那么在根本上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所谈论的是什么或者说是谁。
德里达区分了他的“幽灵学”与马克思对幽灵的命名。马克思宣告和呼吁一个幽灵的在场和到来，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将来必然会成为一种在场的现实性，一种生命的现实性，将来在国际的普遍范围内呈现自身，欧洲的势力通过那幽灵认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力量。而德里达是想要借此命名一个过去的在场的持久性，一个死者的返回，他说这个返回是全世界的哀悼行为所不能摆脱的，“但它还是力图躲避，它想驱逐（排斥、放逐，同时也是追逐）它的返回”。马克思宣告的是一个幽灵的历史必然性；而德里达要缝合巨大的历史鸿沟，要把当今的时代拉回到那个久远的哀悼现场。只有在这样的哀悼现场，他才能恭候幽灵的到来。德里达就这样成为迎接亡灵归来的英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全世界都在驱逐这个幽灵，只有他看到（知道并且首肯）幽灵的归来。当然，对于德里达来说，他无须穿过漫长的历史，一方面历史从来就没有改变过，都是一如既往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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