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和幽灵说话，去和幽灵们说话，去和有学问的人说话。多年之后，德里达在《马克思和儿子们》中和一大批“有学问的人”展开了论辩。1999年，verso出版了一本文集《可怖的分界：关于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的讨论》。这本书汇集了当代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德里达的底线理论家，他们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展开了多角度的解读和批评。
这些批评当然是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也可以说是对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进行了一次认真深入的探讨。但是，德里达并不同意大多数人对他的解读和批评，他几乎是以毫无顾忌、毫无保留的态度展开论辩，尖刻犀利的战斗风格跃然纸上。他的论辩既是对自己那本书的进一步阐释，也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子嗣们（各个门派）的剖析和撕扯，这真是一场幽灵大战，一场幽灵学的大战。
这场争论涉及到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阿赫麦德（aijaz
ahmad）、奈格里（antonionegri）、杰姆逊（fre-dricjameson）、马歇雷（pierre
macherey）等人。这本书中收集有多位重量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文章，德里达重点只评述这些人，因为他看重这些人的份量以及与他构成的更为鲜明的分歧。其论辩不只是理解《马克思的幽灵》这本书的重要参考，也是其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这些问题更直接和深入地涉猎到革命、阶级、幽灵学与本体论以及解放与弥赛亚性等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当下的焦点，以及德里达特殊的主题，汇集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下的最困难的主题与面向未来创新的可能性。
德里达自己阐释《马克思的幽灵们》的贯穿的“红线”是关于马克思的“哲学事物”聚集的三个问题，如何去归纳和限定：（1）如其所是的“政治事物的现象性”问题；（2）作为存在—神学的“哲学”；（3）以马克思的名义、凭马克思而来的一份作为马克思的遗产的遗产。这三个问题交缠在一起，德里达要对左派理论家们如何以一种表述行为的方式使自己有所担当的行动给予解释，他特别强调他的姿态包含了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实践性的要求。
1.关于去政治化与重新政治化问题德里达对斯皮瓦克批评他有去政治化倾向极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误解甚至歪曲。斯皮瓦克早年以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而著名，可以说曾经是德里达在美国的忠实追随者之一。斯皮瓦克后来以后殖民主义批评红极一时，现在是美国比较文学领域数一数二的教授。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批评源自《马克思的幽灵们》中的一句话，德里达说：“不会有任何重新政治化了，不会有任何其他的政治了。”德里达认为，一定要从上下文所界定的限定性条件来理解他的话，没有这些限定条件，我们将不能成功地重新进行政治化。德里达对斯皮瓦克从他的这句话中得出“我们不会重新政治化了”这种说法大为光火，指责斯皮瓦克通过修辞手法，把这些词硬塞给他。
1976，年青的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著作并撰写长篇导言时，德里达认为斯皮瓦克是这个世界上少数几个理解他的理论学说的人之一，现在，斯皮瓦克已经被认为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德里达却认为他的这些错误“源自阅读上彻底的无能，这种无能在此处因为他‘对马克思的专有性’上的受到伤害的憎恨而加剧了”。德里达强调指出，他无疑提出了关于一种明确的政治学或一种关于政治事物的规定性的问题，明确表达了对它们的关切，指责他去政治化就是在对他进行有意的歪曲。德里达阐释说，一种重新政治化总包含一种相关的去政治化，包含一种对古老观念的明确意识：“政治事物在其本身已经被去政治化了，或正在进行去政治化。”德里达还拉来杰姆逊对他的幽灵化的解释为佐证。杰姆逊说，德里达的“幽灵性”具有最激进的政治化活动的形式，并且积极地定向于未来。看来德里达非常注重他的理论所具有的现实化和政治化的意义，但他所使用的术语概念“幽灵”、“他异性”以及“弥赛亚性”等等，都容易被理解为是在哲学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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