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行政管理人员的确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确实工作需要，当然无可厚非。但连年涌进党政机关、各院系办公室的，却是里里外外的关系户。为了安排多余人员，把本该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分给两三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连年增加不必要的岗位，造成严重超编。
更滑稽但早巳习以为常的是，许多本属工人编制的人却扮起了管理者的角色，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交给了临时工，并用学校经费支付临时工报酬。
师资的重复、闲置与浪费也相当严重。北京某髙校的一位领导透露：“高校与高校之间联系很困难，你这里的名师很难到我这里授高徒。校内联合也很困难，比如生物系、心理系、教育系都有生理学教师，心理系有教育学教师，教育系有心理学教师。这样就造成每年教师工作量不满，收入低，也不会让其它系或学校里比自己水平高的教师来讲课，更不要说请外校的了。我没工作量了，怎么提副教授、教授？所以，系里宁肯留一个三流的学者，反正经费是学校支付。，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我国比较老的一些大学、研究所（当然还包括企业）中存在着一家几代人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和单位内联的现象，形成盘根错节的各种亲戚关系，加上师生、老乡、同学关系，各种复杂的人际、利害关系互相交织，难解难分。不谙关系学的科技人才很难适应这种局面，有的不得不千方百计调出或出国。另一方面，单位领导在人事、用工等方面受制太多，有用的人才进不来，无用的人出不去，管理上难以做到科学化，人浮于事、近亲繁殖、工作效率不高的状况显然就不可避免。
广东省高教厅的一位主要领导也承认：“人是最重要因素，但是，目前高校人的潜力未充分发挥出来。一个老师说，他的潜力最多只发挥了50%，一周上4节课，就那几个学生。并且讲一学期，还休息、准备一学期。如果多开课的话，工作量可以比现在提高二至三倍。由于没有建立一套竞争激励机制，人力资源未充分发挥出来，效率就不会提高。所以，师生比才1比7或1比8。”
高校以外的科研院（所）人浮于事、近亲繁殖、效率低下的状况也大致如此。
按我国人口的绝对数看，我国科技人员是奇缺的。可是，从具体的科研单位、尤其是一些大的科研院（所）来看，人浮于事的现象又相当普遍。这一怪现象当然是历史造成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科研单位用不着去考虑经济效益，当然也用不着去考虑成本。人才自然是多多益善，研究所也就越搞越大，反正是吃皇粮！几十年下来，科研院（所）人才济济可又人浮于事的现象就形成了，而且积重难返。
一进入市场经济，一核算成本和效益，问题就来了。科研院（所）的成果不少，可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必须要通过中试（成果转向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一般要经过小试或叫初试、中试、工业试验等3个环节的试验），经费本来就紧张的研究院（所），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去搞那么多成果的中试？何况我国的不少企业对科技的需求还相当迟钝，让他们拿大笔钱来买技术，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伴随着事业费的减拨，有些研究院（所）一下子陷人了困境。于是，人才分流这些年来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
分流的主意不错，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那么容易。首先是观念问题。这些需要分流又难以分流的科技人才，他们大多是在科研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中年和老年科技人才，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科学研究重于一切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让他们放弃科研去搞开发，谈何容易？
其二，由于多年来我国科研工作分工太细，专业应用面太窄，一些专业人员很难到别的地方去有所作为，如果要将这些专业人员分流到别的地方去，首先需要对他们进行新业务内容的再培训。
其三，最难的要数三线深山里的大院大所了，那里的科技人员多年苦干在三线深山之中，几乎是与世隔绝，让他们往哪儿去分流呢？
四是有利于人才分流的大环境尚待进一步形成。目前情况下，对于分流的人才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科技人员在分流面前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此种种，多年来尽管科学界在许多科研院（所）内部不断喊着“分流”，但分流来分流去，也没流出研究机构。
然而更突出的问题是，科研院（所）中的后勤人员大都占了科研人员的一半甚至更多，这么多的后勤人员尚且分流不出去，分流科研人员显然既不合时宜，也会造成人才的浪费。
众多的人员、尤其是后勤人员分流不出去，这使得本来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显得更加杯水车薪。
这种局面，无疑为本来就落后的中国科技界罩上了一层阴影，也使众多的科学工作者欲干不能、欲罢也不忍。
1996年底召开的全国地方科委主任、部门科技司长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我国科技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科技工作尚未完全进入国民经济大循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二是科技系统宏观结构不合理，科技机构重复设置，小而全、大而全，造成科技资源浪费；三是科技资源宏观配置不合理，政府财政支持科研机构数量过多，企业和农村科技力量严重不足；四是科技机构内部专业、组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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