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全国骨干企业、乡镇企业、省地县市企业（尚不含城市的区街企业、事业单位）的招待吃喝费，每年至少花掉100亿。这笔钱足可以建5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可以支付全国4年多的教育经费。
而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全国大中型饭店66.89%的营业额来源于公款吃请，最保守算，每年吃掉公款800个亿。800亿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现阶段全国4年投入科研经费的总和（按每年研究与开发占国内生产总值3万亿元的0口——计），相当于国家给中国科学院20年的总投人（按中国科学院现阶段每年从国家获得的数亿科研经费计）。也就是说，中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就吃掉了全国整整4年的科研经费或中国科学院20年的科研经费！
科学技术在当今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科学家们的生活境遇和命运前程，又怎能不令人同情和担优？！
教授的月收入不及学生当“家教”的月收入；恢复高考以来北大物理系最优秀的学生几乎都流向国外一一我国的大学究竟在为谁培养人才？甘子钊痛陈：“国有资产最大的流失是人才的流失！”
大雪天。风夹着雪，呼呼地往脖子里钻。
我冒着严寒，踏着积雪，一早便从我居住的北京三里屯来到北京大学物理楼。在系主任办公室，中科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甘子钊先生早已等候着我。这是1997年1月4日，双休日的星期六，甘先生只能利用这一天的休息时间接待我的采访。
这是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矮而敦实的个子和脸上那熠熠生辉的容光，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的干练和满脑子的智慧。甘先生虽年事已高，却谈锋极键，说话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但他的眼睛却充满睿智，因而话一出口总是妙语连珠、发人深思。我是在整整一个上午聆听了他的真知灼见之后才真正了解他的。直到与他握手告别时我才知道他在物理学界大名鼎鼎：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超导科学首席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在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甘先生成就卓著。
就是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中国物理学家，他的办公室就像我见到过的许许多多的科学家的办公室一样，几张简单的办公桌和木柜，桌面和木柜都堆放着各种科技书籍和资料。几乎是刚一落座，甘先生便滔滔不绝、心情沉重地向我历数起高校青年教师待遇过低的问题：
“以我系为例，现有1950年后出生的教师33人，占全系教师总数的22.4%，其中持有博士学位的22人（包括有11位是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这些教师多数素质较高，基础较好，工作努力，上进心强。他们在我系的教学、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社会服务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有4位升为正教授、12位提升为副教授，分别占全系教授和副教授总数的6.79%和209%。但是，这批教师的待遇实在太低，平均每人每月从国家和学校领到的收入（包括国家给的工资和活工资、学校给的浮动工资、各种津贴等等）只有484.6元。其中22位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包括4位正教授，11位副教授和7位讲师）平均每月从国家和学校领到的工资收入是516.8元，也低于北京市在岗职工的平均月收入。
举几个例子：郭卫副教授，1957年生，1982年兰州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88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几所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七年。1995年回我系工作。目前他每月从国家与学校得到的工资收入仅为435.5元，扣除房租、水电、保险等等外，实际才领到不足350元，即便在我校学生食堂就餐，也还不足正常伙食费用。他因为回国巳与留在国外的妻子离异，在国外工作时的积蓄因而也基本用尽，现在只好由他在美国工作的哥哥寄钱来接济。比郭卫小一岁的成泽副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欧洲几个国家工作数年，1996年年初从以色列回到我系工作。每月从国家与学校领到的工资收入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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