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不论遇到什么风波，遇到什么想不开或是不悦的事，我首先想到的是乡间的农民们，和他们比比，人在物质生活上会感到知足；想想他们，很多想不通的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我同样忘不了，当我的第一本书一九七七年二月出版，当我的其它作品随着文艺春天的到来一本接一本与读者见面时，贵州人民和各级的党组织，给了我很大的荣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青联常委；全国自学成材优秀青年；首届五一劳动奖章；贵州省十大优秀青年新闻义物；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当这些荣誉接踵而至的时候，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我深知自己其实并没有做过多少值得夸耀的事，我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别亦难四十九正是因为这样，我一点也不敢怠慢、松懈。牢牢抓着手中的笔，尽自己的能力创作着。这十几年里我出版了二十八本书（长篇小说十九部，中篇小说与集子九部）。所有这些书全是在贵州的土地上写出来的，评论家们对这些书评头评足，读者们给我写来二千多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我想，一个作家的本分，无非就是写作，勤奋的写作。正如巴尔扎克说的：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也写作，……天天都在勤奋中度过。记不清是哪一位伟人讲的：“逆境的美德是坚韧，顺境的美德是节制。”
在贵州的二十一年，我想，我基本是这么做的要走了，要离开贵州了。从申清调动，到获准并办理一切手续的这段时间里，消息传开后，一些工厂的职工和干部，一些大中学校的师生，曾给予我巨大支持的省青年联合会的朋友们，一些新的老的朋友们，邀我去他们那里走一走、看一看，家里坐一坐，吃一顿饭。形式虽是极为简单的，但却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别了，贵州的父老乡亲！别了，朋友们！别亦难啊，别亦难！今天我要离开贲州今天我要离开贵州。醒过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句话。天还没亮，抬腕看表，仅只凌晨四时许。人困，却是怎么也睡不着了。今天我要离幵贵州五寸是的，要离开贵州了。不是像以往那样，是探亲，是出差，是到乡间，是去北京、上海、广州等处开会、改稿。以往走得再远，我终究还是要回来。因为我的家，我的妻儿，我的事业和工作的单位，都在这座小小的称作贵阳的省城里。在这里，我已经当了七年半的居民但是今天，一九九〇年的九月一日，我将永久地离夫、。告别贵州。以后即使再来，我值仅只是作为一名故地重游的客人来了。在木板床上翻身，声音吱嘎作响。妻也醒了，她大睁双眼：“为何醒这么早，今天是没有多少事了。”是啊，去上海的火车要在晚上二十点十一分才开，还有整整一天呢！和忙忙碌碌奔波不息的前几天相比，今天是没有很多的事了。该带回上海的几千册书籍，连同一点点物和家用电器，已在昨天装满了两大集装箱，托运走了。
在贵州二十一年，无论是在山乡，在省城，各族各界中都有不少的朋友，无法一一告别，一一去说那些重复的惜别之言，我已写下一篇短文交给了《贵州日报》，嘱他们在我离去之后，随便挑个稿不挤的日子发出来。在那篇短文中，我叙述了调离贵州的缘由和对故乡上海的眷恋之情，但更多地叙述了在贵州二十一年走过的人生之路，以及别离所带来的悬浮惆怅的心情。取名《别亦难》。好像也没有其它的话讲了。好像也没有不甚妥贴的事了。但我仍然睡不着。于是索性坐起身子，和妻一起聊着当年到贵州来的情形：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列车在一个寒冽的黄昏将我们送进小而简陋的贵定车站，一人发四只油饼一碗汤，当晚住在贵定中学腾空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谷草。第二天又由卡车将我们送到修文、息烽、开阳三县交界的山乡里，开始了艰辛、苦涩、累人的插队落户生涯……天渐渐焭。窗口爬进了曙色。家具什物搬空了的四室一厅的房子，显得空荡荡的。今天我要离幵贵五：八时许，约好的车开来了。去贵阳车站行李托运处想把一件昨天“漏网”、忘了托运的孩子睡的钢丝床托运掉。报出价来是六十八元八角。比床的身价竟高出一倍之多。
于是只得说：“我不托运了。”无精打彩拖着钢丝床回到家。请司机去忙他的事，我顾不上发一声牢骚，便又马不停蹄地直奔电信局，往上海家里发电报，通知我们的归期车次。顺道又去了银行，办理一点旅行支票？去电信局和银行，自然又免不了无可奈何地排队静候，回到家已近中午一时广跎次返海，除了书，除家电，婚后我们陆续添置齐的一套土漆家具，以及小铁床、缝纫机等悉数送了人。没想到他们竟像约好了似的，全在中午时分赶来了东西未搬完，《山花》编辑部来人请我们，说是离开贵州了，编辑部邀我们夫妇吃一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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