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教育上海的自忠路上发生了一个案子，由新疆回沪的知青子女易军，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亲外婆。不可理解的是，他在肢解外婆的尸体过程中，还若无其事地穿上西装去喝了同事的结婚喜酒。公安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抓他时，他还漫不经心地问：出了什么事？报纸、电台播发了这个案子的详情，引起上海市民的纷纷议论。在上海这么个大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时有关于案子的报道，有的凶杀案甚至比这个案子更曲折、手段更残忍。但很少像这个案子引发如此普遍的关注和议论。作为一个读者和听众，我和大多数人的感觉是一样的，觉得这是件令人痛心的事，是个不该发生的悲剧。此案见报的第二天，遇到《上海小说》杂志的主编阿章同志，他对我说，易军杀害亲外婆一案，给你的小说增添了注解和素材。我不觉一怔，他又补充一句：易军是个知青子女啊！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指的是我新近刚出版的小说《孽债》，写的正是几位当年被遗弃乡间的知青子女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
不过，我的小说着重描绘的是父女之间、母子之间、夫妇之间、上一辈人和下一辈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情与理、情与法的难分难解、无可奈何却又不舍亲情的故事，我也写到了其中一位孩子走上歧路。但我构思不出像自忠路三百二十二弄发生的碎尸案。爱的教育思考这个案子引发出的种种议论，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一部书，叫《爱的教育》。同时我又想起了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名着《罪与罚》。也许这种联想不那么适时和恰当，但我确是情不自禁想到了。我想，如果我们从遥远乡间冋归上海的知姑姑婶婶，尤其是对老一辈的公公婆婆、外公外婆，多份爱多一份亲热，是不是会更利于孩子和上一辈人的沟通。老人、大一辈的人，看到孩子乖，看到孩子主动亲近，就会立即或至少淡忘住房的拥挤、贴钱的多少带来的种种烦恼。
十同时我想，作为上海的老人，上海的叔伯阿姨辈的大人，对于远方来的孩子，同样也应该多倾注一份爱，倍添一份亲情。要知道青少年的心潭是很敏感的，而远离父母的青少年的心灵尤为敏感，甚至脆弱。处理不好，就会给孩子性格的成长带来麻烦，带来不健康因素，使孩子变得孤僻寡言。时时处处为父母不在身边的知青子女想一想，给他们以关心和温暖，主动创造一种宽松和睦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那么事情似乎会好一些，孩子性格的成长也会健全一些。附带我还想对知青子女的家长谈点看法。在我接触这一领域的素材时，我发现不少知青的子女，自己并不想到上海来，只是他们的父母感到机会难得，积极地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回来。这自然是一番好心。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一现象不知家长们注意到了没有？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云南电视台的副台长，他们两口子都是六十年代从上海到云南去的。前年，他俩的一双儿女，一个高中毕业了，一个初中毕业了，父母亲就让两个孩子到上海婆婆家来住上一个月，痛痛快快地在繁华的大上海玩一玩。哪知道，两个孩子只玩了半个月，就双双结伴回了昆明。当父母的奇怪了，那么好的上海，平时你们谈起来那么向往的上海，现在让你们尽兴玩一个月，何以连头搭尾只住了半个月就回来了？两个孩子回答：“上海是爸爸妈妈的故乡，你们当然觉得好。我们从小受你们影响，也总认为上海好得胜过天堂。哪知去了一看，全不是那么回事。上海人多车挤、住房狭窄……我们看一看足够了。那是你们自小生活的地方，不是我们从小生活的地方。我们还是觉得昆明好。”我想这件事是满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对上海的一草一木，每一条马路，都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似乎不回上海，总觉得还没有真正找到归宿。
这种怀乡之情。没有离开过上海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当命运使得我们终于回归不的时候，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了。万万没想到，下一代人恰巧并不如我们这代人那么想。这种时候，当家长的，我觉得必须尊重孩子本人的选择，千万别把子女硬塞回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童年情结。易军的父母听到凶讯由新疆赶回上海来。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他们的孩子干出来的事。
十四为了说明我提到的童年情结，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两年多以前当我调回上海作协工作时，所有见到我孩子的人，都以一种十分有把握的口吻问他：“上海好还是贵州好？”我孩子答：“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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