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起地质队给我发的那个吃饭的小碗，夹上毛巾和剃须刀，做贼似的在那个储水罐旁边转悠，嘴里还哼着歌儿。瞅人不注意，我迅速地滴了一碗水，继而转悠到雅丹的后边。在雅丹的后边，我找一块平地，放下碗，将毛巾在碗里浸湿，往胡子上面拍。胡子湿了以后，再涂上肥皂，便嚓嚓地刮起来。这些做完以后，碗里还有半碗水，我就用毛巾将这水汲干，然后又将毛巾顶在自己乱糟糟的头发上。半个小时以后，我仍然哼着歌儿，从雅丹后边转回了帐篷。
我为自己的这一次浪费羞愧。而后来，当淡水几近用完，雅丹所有的人都处在一种惊慌状态时，我的羞愧感又增加了儿分。我注意到在我刮胡子的整个过程中，儿位地质队员在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
早出晚归的地质队员睡在一个大帐篷里，打着地铺。罗布泊的好几个晚上，我都在他们的帐篷里，和他们谈话到深夜。关于石文生，以及那些年轻队员的事情，正是我在拉话中得知的。
小型发电机在嗡嗡地叫着，帐篷里有一个不太明亮的灯泡。罗布荒漠上，一弯新月影影绰绰，闪现在瘴气和雾霭中。天上的星星，密极了，一颗挨着一颗。银河从我们的头顶上方横亘而过。北斗七星组成的勺把，以北斗为圆心，悄悄地转动着。
小石三十岁，结婚已经三年了，爱人在库尔勒南疆油田。他还没有孩子，他说现在的条件无法照顾孩子。当我说出他们地质队真辛苦的时候，他说最苫的是家人，是父母，自己两手一甩，出了门，一去就是几个月，不能去照顾他们，他们才最苦。
小石走过许多地方。天山深处，阿尔泰山深处，阿尔金山深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总之，需要到哪里找矿，他就得到哪里去。他叹息说，去年的这个时间，他是在阿尔金山的。
队里更年轻的那儿个小伙子，一个叫雷平，南京地质学校毕业的，一个叫王勇，武汉地质大学毕业的。他们都是在新疆出生的，父母那一代到的新疆。毕业分配时，本来可以留在内地，但是他们回了新疆。王勇说：我想新疆的大盘鸡，手抓肉，想疯了，于是就回来了。说起目前，他们都有一些悔意，觉得内地毕竟好一些。
他们都还没有对象。陈总说，地质队那叫人羡慕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工资不髙，整天在野外，到哪里找对象去。春节放假，回去谈一个，刚刚谈热，春节一过又得去野外，这一走又是半年。
除了正式的地质队员外，这次进罗布泊时还雇了几个民工。一个是帮厨的年青人，一个是为测绘队扛标杆的，还有一个小伙子，十六岁，甘肃定西那个地方的人，他说他十三岁，就出来当盲流了。地质队给这些民工开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元。这是一个富有诱惑力的数目。不过，一想到这是在罗布泊，是搭上命在这里干活，那么一千元也就不算多了。
同是天涯客，正式职工和民工之间，十分友善，情同手足，丝毫没有尊卑之分。大学生们都由衷地说，那个十六岁的小伙子，能干极了。听着这话，那小伙子钻在被窝里，叼着烟，抿着嘴笑。
夜晚从地质队的帐房出来以后，我到野外去解手。在这里，离帐篷十米以外，你就可以随便往地上蹲，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也没有女人可避。我在汽车的旁边蹲下来，四周寂静得好像传说中的冥界一样，一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向我涌来，我想此刻在城里，该是万家灯火吧！白花花的光屁股露在外面。我在屙屎的途中老往后看，担心让狼咬上一口。后来我哑然失笑了。这里如果有狼，该是一件奇迹了。
回到帐篷里，电视台的人都睡了。我趴在床上，把小本放在枕头上，打开手电（小发电机已经停了），写下了这些。
在罗布泊谈彭加木。黄风暴——老地质张师傅如是说。黑风暴——汽车司机任师傅另持说法。在罗布泊谈余纯顺。余纯顺后话。
电视台安导和张作家，从罗布泊深处拍摄回来，拿着一只帆布手套，一只袜子，说这是彭加木的遗物。
大多数人知道罗布泊，是从这个科学家一九八〇年在罗布泊失踪时开始的。在人满为患的地球上，居然还有一个去处，能让人失踪，大家记住罗布泊，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彭加木当时是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副院长，他是从马兰原子弹基地那里进入罗布泊的。他是综合考察，或者如陈总所说，是泛泛地考察，而钾盐也算一个项目吧。
失踪使彭加木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其实，他不算一个重要人物，和他同时考察进罗布泊，安然回去的科学家，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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