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单一的经济格局上，咄咄逼人的剥削，很容易成为嗤嗤作响的导火索，引爆被剥削的这枚炸弹，过去我们将此视为阶级斗争的一般铁律。现在，我们却发现所谓的铁律，其实敌不过一个新的多元的经济格局，即地主一旦走上工商业之途，剥削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矛盾，便有了大大地舒缓。在同一书中，秦晖、苏文两先生又将地主薄如景瓷、又多为雇佣式经营的地区，称之为“关中模式”。并认为“大体而言，华北的关中模式成分大一些，华南、华中，太湖模式的成分大一些”……我们不先看看“渭城朝雨nfda4轻尘”“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关中平原。
土改时期，陕西有“关中无地主”之说，此说敢与当时横扫中国的暴风骤雨相忤，显然不会是捕风捉影，或是人云亦云，而是来自板上钉钉的官方统计。
据1951年1月15日对渭南地区13个县224个乡的摸底调查，其中“无地主乡”有27个，占总数的11%强。而有地主在总户数所占比例的统计，在华县为143%,渭南139%,最勉为其难的是华阴和蓝田,各为001%和002%,真有死挤牙膏的感觉这些总算被满头大汗“挤”出来的地主，一般均不是因租佃土地，在命运的轮盘赌上不慎中了倒彩的，他们的“不慎”在于雇工经营或放高利贷以获利息……渭南地区如此，关中的其他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参见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
1950年4月9日，中共渭南地委就土改问题给陕西省委的报告称：
本区地富数量不多。除极个别地主外，其占有土地一般超过中农的数量也不大。尤其是富农，在一些地区平均有地几与中农相等……这就是说，本区绝大多数的土地一般不能满足贫雇农要求，即使动了富农（的土地）也无济于事……据我们了解，除临潼外，其他各县地主很少，华县、华阴则有许多乡乃至一部分区的范围内无地主，这些地区的土改内容究竟是什么，是很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渭南市档案馆：土地改革档案91卷）
这一在河里无鱼可捞的感觉，关中的各级领导乃至陕西的领导们，不但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也敢在公开场合上说。最终，硬是在别人忙不迭地在新中国第一个群众运动的宴席上摆出烤乳猪一类的大菜的时候，他们毫不惭愧地端上不过几只被盐水渍了的小鱼小虾。这些，显然和当时西北局的“右倾”有关。1964年“四清”时，在陕西压下了两顶大帽子，一是“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流毒很深”，二即为“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彭”指“土改”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高习”则为高岗、习仲勋，两人都是陕西人，又长期在此闹革命，当领导。后者在土改时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陕西“地主所有土地，大约不过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五”……当然得“彻底”一下了，这一年，陕西全省逮捕6470人，拘留5000余人，以平均每天抓30几人的劲头，共将11500人丢进监狱吃老米，打破了各省最高纪录。在农村，对贫下中农代表，要查三代和“五夫”，即舅父、姑父、姨夫、姐夫、妹夫。在城市，即便是在中小学，也要“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猎犬般搜索和批判所谓的“小地主”、“小富农”、“小资本家”，导致一些学生纷纷逃亡，甚至被逼自杀……
1978年冬，来陕西主持省委工作的王任重认为：在“四清”运动期间，陕西省“左”的程度和恶果，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省份。（参见林牧《胡耀邦一百天的超前改革》载萧克、李锐等著《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文革”中，陕西一些地区又追究“习仲勋的黑土改”的老帐，补划了一批“漏网地主”。可套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必须剥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证明，不是“右倾”却是“左倾”，在陕西根深蒂固，且为所欲为。而“关中无地主”一说，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关中农村一直是学者们视线不及的死角，只因为近年来秦晖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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