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天空蓝得透明、随处可见白杨、槐树高大身影的华北平原上，突然钻出了硬甲下满是松针叶、该呆在大山里的犰狳，袖珍农场却是不合时宜的。也许，是离昔日的皇城根越近，包括自然经济在内、早已经溶进民族血脉的封建关系的羁绊就越深；也许，比起在关内存在一个巨大、稳定的市场的东北，袖珍农场所能提供的商品，在关内市场上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在包括西方列强在内的若干对手前也缺乏竞争力。
或许，还有重要的一点，这头“犰狳”当年能够钻出来，一定是碰到了一向高枕无忧的大清王朝在打盹，而打王朝渐渐投向我们一个圯败的背影起，先有义和团、八国联军，后有蒋、冯、阎大战。本世纪三十年代后，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平型关大捷，从地道战到地雷战，从决战平津到解放济南……华北是各色旗帜各种番号的军队的打靶场，是一片被烧糊的焦土味，是用血肉筑起的巍峨长城中一段最惨烈也最奇崛的走向。无论是自耕农们还在做的梦，或已经化为现实的梦，都像一串串气球，被天空中作无焰之燃的气流给“叭叭”地吞没，纷纷为满地的碎屑……
在华北，最后呈现的景象是，“华北农村的演变，没有像典型无产化过程那样，导致经营式农场的资本化，和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他们的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现象。它却导致了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和越来越多的小农的半无产化。”（［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一版）这大概就是说，袖珍农场主们要不又退回到中农乃至贫农的生存境地，要不，便苦苦地死守着这只永远孵不出资本之蛋的老“母鸡”……
还可以作一个比较，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京郊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全郊区地主共有4906户，其中兼营商业或手工业者占29%以上。”（见1950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即在京郊，一百户地主里只有29户是兼营工商业的。在苏南地区，一百户地主里却有55户兼营工商业，比前者几乎高到一倍。按说，几百年里煌煌一座大都，其郊区的城乡关系应该比较密切，可地主们兼营工商业的情形尚且如此，华北其他地区则更不必说了。
这说明，整个华北离商品经济的形态，如同这块土地上的地主们，离洛可可式的屋顶、黑铁雕花的栏杆，以及那款款落地的萨克斯风声，都还太远。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是一群未走出土地的农民。
再就是东北了——
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永恒地怀抱北国风情，随脉势蜿蜒而去或迤逦而来的，是覆盖面积超过关内总和的原始森林。白毛风是千万只漂亮的北极狐，在高大的红松梢头旋起了华尔兹，那伴奏的音乐，是雪粉在树枝间簌簌泻下的白色瀑布。皮色苍古凝重的鱼鳞松，好像在静静地回忆往事的老人，突然，凛冽的空气中传来树枝被积雪压断的清脆的炸响，宛若老人在忆旧的逆旅上，拾到了一片精神的金箔而发出快畅的笑声！
“关东山，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而山下，是腐殖质含量很高的清一色的黑土平原，黑土之下又是储量极为丰富的几十种矿藏……雄险与明丽，是东北。粗犷与婉约，是东北。凛冽与火热，是东北。
仿佛，汉子们要发大家创大业，或者什么力量决意要夺中国的江山，如日后打出了大清的女真族和共产党人，都得先到这派莽莽苍苍的北国风光里扑腾、摔打……顺治皇帝时，面积占全国五分之一的东北，人口却只有全国的0.1%左右，而且关外的八旗子弟还在源源不断进关，在充实各级领导干部队伍的同时，也大大搞活了关内的牛羊肉市场。顺治下令了：“辽东招民开垦至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于是乎“燕鲁穷氓闻风踵至”，“担担提篮，或东出榆关，或北渡渤海”，那滚雷般驱动的脚阵，将大片大片的皑皑积雪踩成了浑汤泥水……康熙皇帝似乎有些地方保护主义。长此以往，他担心这“龙兴之地”的灵山圣水有被污浊的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他背叛了老子，于康熙7年（1668年）正式禁止关内汉人移民关外。尽管这一禁便禁了近150年，直到嘉庆18年（1813年）才被迫开禁，但据八十年代中期一项联合国资助的人口迁移调查显示，在清一代的260多年间，仅山东一省，流入东北三省的人口就有800多万；紧挨着的是“中华民国”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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