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家中看书，发现当年在安徽省五河、灵壁两县参加了土改工作队的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亦有这方面的记录。在1951年11月2日的日记里，他写道：“……连日工作困难，群众对地主仇恨心不高，而对顽干、二流子反痛恨，贫雇中农间闹小纠纷，诉苦对象多非地主。”（葛健雄编《谭其骧日记》）
一位老家在浙江金华附近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他父亲的个案。
父亲原在兰溪开店，母亲定终身之前，老泰山说：下无三寸地，上无三片瓦，不是正经过日子的样子。想靠做生意的钱，是靠不住的……父亲即装作执行最高指示不过夜，赶快回到乡间，火速购了20亩地。请老泰山来一块块看了，颔首捋须，虽嘴上不说什么，满意的神情却一览无余。此后，父亲一直没收地租，一家人的生计还是靠着镇上的店铺。日久天长了，唯一能够让父亲想起自己与土地有着关联的，是每年镰刀挂壁之时，农民们会背百把斤新米来，或是逢年过节送点鲜鱼蔬果。
一般的地主不过三四十亩地，一亩地的租粮约一百斤谷子。四十亩地一起交来，也不过四千斤谷子。由此，可能存在着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地主得靠汲取地租为主，那这一年四千斤的谷子，维持温饱的生活尚属不易，何论发展？他便有可能在盘剥农民上打主意起事端，从而民怨日炽；如果一个地主名实不符，虽占有几十亩地，但早已经离土进城，主要的利润来自手工业、商业，这一年四五千斤的谷子，在他的眼里就是一场湿不透地皮的毛毛雨，他与农民的关系便有可能在疏远中显平和。若他在乡下雇佣了“二店王”这样专念歪经的和尚，那当然情况又得另说……
到土改前，不但乡下淡忘了朋友的父亲买地的事，就是他本人对自己的地在哪块，也糊涂了。显然，租他地的佃农更作大糊涂。乡下没有来揪他回去划成分，在当了一回惊弓之鸟后，镇里给他定了小业主的成分。几年后的一个运动里，父亲没有能混过去，落难回乡，生计潦倒。在所有的地都归去了人民公社之后，大约便有了点惺惺惜惺惺的意思，当年彼此的糊涂虽未说破，当年的几户佃农却都带了些米菜，陆续来看了父亲……
在张乐天先生的《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一书里，作者以自己的家乡——浙江海宁县为实证模型。同样，海宁大地主不多，最大的地主查仁为，靠的是世代承继，其先祖查奇庵是乾隆年间的知县，置有一些田产，以后历代只增不减，到土改时达到了3405亩。这样千亩以上规模的地主只有几个，绝大部分都是占地40亩左右的小地主。作者以为他们在村落经济中的角色具有双重性，即“他们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他们借贷钱或粮食给穷人，年利率有时高达30——40%；他们在收获前低价买进将要成熟的农产品，俗称‘买青苗’；他们在农忙的关键时刻要穷人以工抵债，俗称‘买烧工’等等。但他们有时也无偿借钱粮给农民，解燃眉之急；他们的家人从城里回村时，偶尔带些小礼物送人。他们还可能资助宗族、教育或公共设施建设”；作者亦发现，按永佃制的租额计，每亩地一年收租只有百斤谷子，40亩地的租谷全收上来不过四千斤，这点收入充其量只能维持清苦的生活，与四十年代江浙地主们的生活水准大有差距，这“其中的秘密可从村落与城镇的联系中发现。”
这“秘密”没有给我抖落之前，想起解放前的地主，头脑里浮现出一边抽着水烟、一边划拉着算盘的夏洛克，或者是终于可以画好圆了，怀中也能有大红大绿的妻妾可抱、不必再费尽心思去摸小尼姑脸的阿q……他们不管是呕心惨淡经年，还是马吃夜草暴富，总归都脱不了一个“土”字。
但当我知晓了这个“秘密”，据土改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有关资料统计，在太湖流域最典型的三个城市——苏州，全市30万人口中，有4000户是地主；常熟，县城10万人口中，有3000户是地主；吴江，县城6000人口中，有300户是地主。若每户平均以六人计，则苏州共有地主人口24万人,占总人口的8%；常熟县城共有地主人口18万人,占总人口的18%；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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