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抗战爆发约半年之后，身为国防参议会参议的梁漱溟先生，冒着奇冷难支的严冬，搭乘一辆军用大卡车，由西安抵达延安。
此次各参议奉命视察各省防务，他自请视察陕西、河南。但一开始，他心里的目的地便是延安。梁先生有此意，蓄心已久。他始终同情中共改造社会的精神，又确以为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东施效颦，搬苏俄办法到中国来用。而且，他一贯的信念是“不断地暴动和破坏，只会妨碍建设，梗阻进步”。抗战以来，国共两党放弃内战，携手抗敌，殊为民族命运一大转机。他来延安，一是要现场考察共产党；二是想和中共领袖们交换某些意见。
在清苦如水的物质环境中，延安活泼的精神气象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到，街上皆穿制服的男男女女行色匆忙，好像只有两类人：一类是要开拔去前方的军队，另一类人便是学生。这里人人都像学生，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也爱开会，爱唱歌，“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哈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以上均引自《梁漱溟自述》）
梁先生更注意中共的转变。抗战之前，延安的民众团体皆为阶级性的组织，现在变为全民性的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主富农可以参加农会了。在参观边区政府时，代主席张国焘向他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制与昔日苏维埃的不同之处。也提到随着中共土地革命的放弃，漂泊在外多年的地主陆续回到了家园，如果家园已经变得无安身立命之地，政府当在别处划地补偿。过去这批人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现在在新政制下，他们不但有了选举权，还有了被选举权……
梁漱溟先生注意到中共的转变，在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始见于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内称：在国民党从此实行抗战、改变内战独裁政策的前提下，共产党作出四项保证，其中之一即为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卢沟桥事变”后的“洛川会议”上，共产党明确提出，减租减息为抗日战争期间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显著特点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其中的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因此，为了团结地主阶级共同抗日，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还须实行交租交息；在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之后，也须帮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对富农，则更应照此办理。
江苏省淮安县石塘区，据当时的材料，佃户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主佃矛盾相当剧烈。1941年为我新四军解放区，次年开始减租减息运动。我们不妨让自己暂且像一根鱼叉一样被扎在1942年，扎在石塘区的头号大地主、一个名叫秦士良的田亩上——
此人有田六、七千亩，佃户有一百六十多家。按淮安习惯，佃户们称其为“秦老板”。秦老板虽家有万贯，依然贪婪得像一只到处伸张触须的大章鱼。正租外，他要向佃户“借”麦，每年每亩三斗，叫做“预借麦”，但这个“预借”从来不曾还过。一般春季水田出产东西不多，但要照例每亩送三升给秦老板做酱，叫做“酱麦”。秦家还用了许多管事和仆人，这些人的开支，也要出在佃户身上，每亩田每年要纳粮三升，这叫做“小租”。秋天管事下乡看稻子的收成，佃户得送钱给他，每石种子要出五斗玉米，这叫做“看稻费”。每季管事下乡收租，佃户们得轮流办菜请他们吃饭，菜一定要上等的，“鸡鸭鱼肉面筋蛋，雷也打不散”。管事若嫌菜不好，往往掀桌子，摔碗碟。佃户每年种一石种的，估计要为此花去五斗米，这叫做“供饭”。秦老板出租的田，不足亩数的不少，有些连河界岸界都得算在内，可得照数纳租，这叫做“虚田实租”。如果佃户的家长死了，由子孙继承，要换契约，换一张契约大概要花上一石米，这叫做“写田礼”。此外，敌伪占领时期一切应由东家负担的伪费，也叫庄头拿着根大木棍，逼着每家佃户代缴，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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