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共产国际开始推行“反富农”的新方针，随即迅速传至中国，毛泽东在苏区积极贯彻并发展了共产国际这项“反富农”的方针。1930年6月，毛主持制定了《富农问题决议案》，虽然强调了“抽多补少、抽肥减瘦”的分田原则，但是在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毛的态度与共产国际的有关方针并无任何差别，甚至更为激烈。毛猛烈抨击富农，宣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毛甚至还将打击的矛头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农，指称他们是“第三种富农”，号召“坚决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高华《“肃ab团”事件的历史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8期）
所谓“抽多补少”，是在经济上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所谓“抽肥减瘦”，是富农的债务被尽数废除后，又将他们的土地与农民的土地重新搭配。但实际上做起来，在江西苏区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到了1932年，发展到凡认为是“好”的东西，富农便必须与此割绝：好房子被贫雇农调换了。好农具、好牲口、好种子随时可能被拖走。在湘鄂西还一度发动大规模的挖窟行动，以追查收缴埋在地下的现金、细软和粮食。追查的手段就是捆绑吊打，屡屡发生逼死富农人命……
当年底，开始编组富农劳役队，在赤卫军的监督下，担当拆毁城墙、土围子、敌工事，修筑桥梁道路，以及苏区内各兵站沿线间一部分笨重物质的挑运等劳务。在出大力干重活之外，富农们还得自带伙食。与地主们有不同的是，地主们编入的是永久劳役队；富农则为临时劳役队，有事集中，无事回家，种那块坏田。有些地方坏田也未分，只有到荒山野地去开垦，以维持“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的生活，这个评价出自于毛泽东本人的《长冈乡调查》。
作为一种经济成分，富农在苏区已不再存在。作为个体的人，富农与地主，大体上成了一条正沉下去的破船上的难兄难弟。他们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失去了行动自由，受社会严密监管。至1933年夏查田运动开始后，在苏区，原先在经济上削弱富农，已经完全变成“消灭富农”。在一些地方，更发生了在肉体上不但消灭地主也消灭富农的“狂乱”，导致地主富农们被逼上山为匪、或劝诱群众反水逃出苏区的事件时有发生……
当革命的梦幻，终于在有玻璃窗子的城市房子里破灭了时，苏维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作为理想的捷径，气概的雕塑，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南方淡然远岫其实藏龙卧虎的大山之间崛起的小小苏联。
一边是莫斯科老佛爷翻动那本红色《圣经》的簌簌声不绝于耳；一边是压抑了千百年的农民一旦卸下压抑后，所表现出的激烈乃至暴戾的要求。
最洋的与最土的结合；
最富先验性的和最富本能性的结合……这是一顿难吃的饭，摆在眼前的是一张红肠、黄油和红米饭、南瓜汤搅在一起的餐桌。而且，还不能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吃，外有周边国民党政权交错密布的政治、军事犬牙；内有一次比一次惨烈的党内军内清洗，别说是为树立不可挑战的威权而必须杀鸡给猴看的那只“猴子”——红二十军，就是毛泽东本人亲率的红一方面军，在反“ab团”斗争的第一阶段（1930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被杀害的官兵便有44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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