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翻阅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有关农村情况的资料时，极少见到“地主”这个词。作为敌对阶级的代表，频频出现的多是“富农”。我查阅了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他将当时的法、德农民区分为大农、中农、小农和农业无产者。可以发现，这里未含一点的政治评判与道德评判，纯粹只是一种经济地位的划分。到了列宁手里，他将恩格斯的这一论断，观察于俄国农村社会，提出了大土地占有者（大贵族、地主）、农业企业家（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农业无产者）等概念。虽然在这些不同的概念中能品咂出阶级的意味，但十月革命着力打击的是大贵族、地主，托尔斯泰应该是集这两者于一身的人物，倘若他老人家能够活到十月革命后，其境遇，便如同鲁迅先生活到了1957年……
此后，随着贵族们沦为异乡的“白俄”，或化为了俄罗斯原野上的冬虫与夏草，“地主”一词便渐渐远去了。“富农”一词，则在农村社会中愈走愈近，并且在农业集体化这盆美味的鱼子酱中，突然冒出来，成了咽在斯大林同志喉咙里的一块小鱼骨。割草，捎带着打兔子。列宁、斯大林则捎带着打击了富农。
革命后，富农多余的土地、生产资料也被没收。但是，苏维埃国家又“克隆”出更多的富农。革命后由于没收大地产，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农民的债务、赎金，以及政府在农贷、税收方面的支持，俄国农民普遍中农化。尤其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解冻，土地租佃和雇工现象很快地蔓延开来，由殷实的中农上升为富农的农户，男男女女的伊凡和娜塔莎们尽情地拉开手风琴，唱起俄文版的《在希望的原野上》……
但在当时，对富农始终没有拟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富农就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子，他们就是富有的农民，这些人或者为了获得资本主义利润而经常雇佣劳动力，或者放高利贷，或者靠经商，大量收购而发财等等。中央统计局在提出了拥有土地、牲畜、和雇佣农业工人各达到多少后，还列出一条重要的标准，即私有的现代化农业机械，在其所有的资产中，应占到一定的份额。通俗一点说，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农村中的富农，大约就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农村里的“万元户”，他们被广大农民普遍地视为“能人”。而且，苏联不像咱们，毛主席历来重视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即便小似蜗牛壳的单位，也官职一应俱全；苏联却幅员辽阔，人口偏稀，当时交通不畅，这班“能人”对一般农民的政治影响，超过了党和政府的影响。而他们经济能量的热度，则让红星下的克林姆林宫，屡屡感到国家工业化的蓝图搁在一个火药桶上。在1928年国家采取“非常措施”收购粮食期间，在基辅地区一户富农家里搜出了一万多普特粮食，1普特约合16公斤多，即是说这户人家藏有一百六十多吨粮食。在北高加索一个村子，连抄九户富农，家家都搜出了一千普特以上的粮食……
在1929年开始的集体化热潮中，随着富农不准参加集体农庄，停止其贷款和供应其生产资料，高额征收可能要夺去富农全年收入的个人税，以造成其破产等各项强硬措施，据说富农便成了遍及全苏的反集体化阴谋的大本营。他们或与宗教势力相结合，阻止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或挺而走险，以暴动和暗杀来反对集体化运动。大量的，则飙起一股日本武士们的“剖腹”劲儿，不过三个月内，在乌克兰宰杀了六十四万五千头马匹和大角牲畜，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宰得更多，达到了八十二万头。那些日子，从来墨绿如翡翠的伏尔加河水，是否漂起了一层淡淡的红色？
1929年12月27日，在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科学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从此在苏联执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讲话。接着，次年1月11日的《真理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把富农作为阶级消灭将提到日程上来》的社论，社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你死我活地向富农宣战，最终从地球上消灭富农！”
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苏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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