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1931年秋天之前，革命即便在那满是酒肉的桌边有了些许的醉意，脑袋却还是清醒的。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给他们一块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不但是将剥削者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需要，也是维持人心安定、社会和谐的需要，这在各个苏区成为共识。那些不反对苏维埃、而且自动出钱为红军购买枪械的地主、富农，被陈毅同志称为“仍然是同志的待遇，安然无恙”。即便是对被杀或外逃者的家属，也分到了一块土地。
何友良先生根据有关材料，在上书中举例道：在兴国县第十区，地主刘月林有两个儿子因任敌靖卫团分团总被杀，但全家尚有十人表示“服从政府”，故都分到了田。仇视苏维埃的大地主曾锡群，一家人里男人跑光了，只留下六个妇女、小孩，也给他们分田……这即是说，他们不能再过好日子了，但还总有日子可过。
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推动着“扩红”运动的壮大。有资料统计，在红军中，原来职业以农民为最多，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而在地域上，来自苏区的人员，又占到了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二。在红军的主力部队，林彪任过军团长的红一方面军，1934年4月时，农民出身的占到了68%，来自苏区的则占到了77%。按传统的革命语汇解释，当然是因为穷人分到了土地，这确是重要原因。此外，过去一向加以忽略的是，土客冲突，亦可能成为革命的资源。
所谓土，是土著，即原住民。所谓客，是移民，即客家。在江西赣南、吉安地区，似乎有别于南方其他地方——自明洪武大移民后就不再移了；在这里，仅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靖、道光，几乎每个王朝都有移民由北方络绎不绝而来，俨然是客家们心目中的香格里拉。但其实，从生态系统看是很严峻的，他们始终承受着双重的压力——
一是官府，认定他们是动乱分子，有“聚嚣山林”之患，总要设法将其赶走。二是原住民，必定天经地义地与他们争夺土地资源，土客冲突此起彼伏。轻者，划壑为邻，不往来，不通婚，子女也上不同的学堂。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双方几代人悠然作古，那阴影仍像一颗地雷，不知触到一件什么事上会爆发开来……一个县的县政府搞出了县志，土著人看了，我们怎么能与客家人混在一起？土著人又搞出一本县志，内容并无多少变化，不过是加了一个附册，将不得不提到的客家人统统收入此册，其意为这批家伙只是狗尾续貂；
重者，彼此虎视眈眈，不共戴天，可谓杀人的心都有。和平年代少不了械斗，战争年代则将纯粹是生态意义上的弱肉强食，化成了阶级斗争理论帷幕下的枪林弹雨。天高偏自远的井冈山上，客家人当然拥护、支持红军，早年上山落寇、后英名垂之久远的王佐、袁文才是客家人，“文革”中上镜率颇高、所谓大井乡暴动队队长的邹文楷，也是客家人。井冈山下多土著，老百姓帮助国民党打红军，“敌军围困万千重”，亦非什么人咬狗一类的咄咄怪事……
一般来说，压迫愈重，反抗愈强。只要有几根火柴一点，客家人便是一片可以烧成熊熊烈火的干柴。1930—1931年，在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富田事变”中，一支开创了横断江西半壁江山、纵横七百公里人口四百余万的赣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军，从军长、军政委，到副排长以上干部，除个别幸存者外，都以“ab团”分子的罪名遭到处决。据说，这支没有战死在疆场上、却解体于自己人手里的二十军，均是由客家人组成的……
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在苏维埃运动中，存在着一种客家人的革命，或称之为移民后代的革命，这也是一种绝对化的观点。据统计，整个苏区时期仅赣南参加红军者，便达到了三十万人，其中宁都、瑞金等县客家并不很多，但“扩红”数位于赣南前列，这便表明从土地上获得利益的农民踊跃参军，是“扩红”运动迅速壮大的一条主要原因。
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被推翻了，宗族势力不算数了。土地革命却很快能操持起一批队伍，迅速填补农村的权力真空。如果考虑到苏维埃政权在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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