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回去后没有几天，老人却依然被当作土豪劣绅给处决了……反对土豪劣绅本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他们为非乡里，造恶社会，沦丧道德，缺失准则，唯以小恶趋丛大恶，往往在各地充当军阀的维持会与别动队。在1924—1926年的广东，土豪劣绅们百分之百都是支持背叛了国民革命的陈炯明。而眼下，湖南这场反对土豪劣绅的运动，却让国民党方面感到了严重地不安。
1926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正在长沙，在他的日记本里有如下记载：“我军虽获大捷，而前后方隐忧陡增，共党在内作祟，非使本党分裂与全军崩溃而不止，遍地荆棘，痛苦万分。”仅仅相信蒋公此时有万分痛苦，而无百分、千分窃喜之心，肯定是高估了此人的政治品质。
但看起来，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的痛苦，则是货真价实的。一方面，“踢开党委闹革命”，并非造反派们的首创，而是湖南农协的发明。那时在湖南，农协成了不挂牌的政府，不但管起了行政、司法，连与他麾下的第八军胜败存亡休戚相关的军粮、军饷，也因农村中大、中乃至小户们被没收、逃亡、处决的命运而难以筹措，即使聊胜于无地弄到一点，又常被农协各级拦截、克扣……另一方面，在唐生智对农运反感日增的同时，他又不想与农运反目。他是深知蒋介石的那颗枭雄之心的——早晚欲将中国，当然也包括他唐生智尽收彀中。而有共产党的存在，在相互掣肘相互利用中，未来中国就有了三分天下的可能……蒋介石是蓄势待时，引而未发；唐生智是委曲求全，克己复礼，两人均以“大局”为重。一般的北伐军官们，则早在军中闹成了一锅滚粥。曾国藩以湘军激活了一个湘省经济的实绩，似乎给以后的湘人树立了一个从戎可以快速致富的榜样，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即使本人不是地主，也出身于地主家庭。鉴于北伐军的队伍滚雪球般地壮大，正发生在由粤入湘后，使得这句话并非是夸大之辞。不断有家里被斗、被抄的消息传来，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原本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成为了普遍的现象，乃至如飞“蝗”云集，吃完大户后还要重罚，再殷实的人家也一夜之间成了家徒四壁。不断有亲属如丧家之犬，凄惶地由各地躲避来军营，亲属们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诉说，让曾经以为是别有用心分子的离间的怀疑，一下雾散雪崩。
即便是熟稔并服膺三民主义的军官，一个有巨大穿透力的纳闷，如子弹般打得脸上满是悲戚，满是凝重，满是山雨欲来：国民革命的神圣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以先总理的遗志去统一中国，怎么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这农民运动却改弦易辙，刨到自家的祖坟地上来了呢？倘若家里有人像李立三的父亲一样在乡下遭处决了，他们决不会如李立三同志一样，掩埋好父亲的尸首，擦拭去心中的泪水，仍站到革命的旗帜下，继续前进，而是一个个血红了眼睛，牙齿咬得格格作响，恨不能带一彪人马，回老家去杀个落花流水……中共一级湖南区委的组织，竟没有能够保住一位党的高级领导人的父亲的生命，这已经使他们看到了党对农民运动控制力的式微。
促使区委决意对其进行必要改造的缘由，还不仅仅是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引起了北伐军的哗然与动荡；而且农民运动在诸多事情上乱了方寸，诸如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禁止男人穿长衫，坐轿子，强令妇女剪发，逼迫寡妇改嫁……又以防止地主将粮食外运为由，实行“谷米阻禁”，即在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粮食一概不能出境。以奢靡系剥削阶级恶习为由，禁止农民榨糖酿酒喂鸡，即便是在正月里也不准请戏班演戏……
可谓农运一开，商人、小手工业者、民间艺人纷纷失业，一个个拢着手站在南墙下晒太阳。那些世世代代循规蹈矩的农民，也突然感到自己成了瓜子仁，被“叭”地一声，给嗑出了传统生活的瓜子壳。整个湖南，则似乎被当作了一只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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