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商海里屡见不鲜：朋友们为发财走到一起，又因发了财而闹得鸡飞狗跳，割袖断交；有几分相似的是，因为农民问题都是各自关注的大问题，才有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而在这番合作触礁沉没的海面上，却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成了最大的一块暗礁——湖南农民运动，是南方诸省中发展最快、规模也最大的。1926年7月，唐生智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攻占长沙，从7月下旬开始到9月上旬，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迅猛达到四十余万人。同年12月1日，召开了全省农协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员人数又增至一百三十六万人，遍布全省七十九个县市。这时，在不少乡村与县镇，原有的政权已是一派股栗觳觫，农协获得了实际的权力。到次年2月间，突破了二百万，至5月，更达到了四百五十余万人，加上直接领导的农民有二千万人以上。
当时，湖南至少有一半人口走在了革命大道上。这是一种何等恢弘的景象呢？今人只要回想起1966年8月，百万红卫兵云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侧，接受伟大的红司令检阅的盛况，便有些知晓了。但我想前者比后者更威武，红卫兵手里挥动的是红宝书，而农协会员手里高擎的是红缨枪，以及大刀和钢枪……
上朔湘军，这是一支两手皆硬的队伍，一手能打仗，一手能刮钱。太平军被镇压后，湘军的大小将领回到乡里，动辄买田千顷，置宅值十万余金。就是一名兵丁，一下买上几十亩田，也是常事。有万贯家财需要保护，再有湘人尚武的传统，地主们纷纷张罗起来的武装民团，便多得像立冬后家家户户房梁上挂起来的熏肉。北伐军打进湖南后，风助火势，风亦仗火势，民团的武器多收缴到了农协手里，仅梭镖队，全省便有十万计以上。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有别于他省的一个重要特点。
各地农协积极支持北伐军，成立运输队、铁路破坏队、侦察队、向导队、慰劳队……真可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对此，蒋介石、唐生智皆有相当好感，下属部队也有不错评价。也属唐生智指挥的第七军第二路指挥胡宗铎，就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唯以此次经过情形而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7月30日）
北伐军往湖北进发后，湖南农运的汹涌之势，外泄无着后转为了内倾，由打军阀进入反封建。于是，湖南农运过激之说，便成了长沙城里街谈巷议中渐渐聚嚣起来的蚊阵，武汉乌云压城时，龟蛇两山水面上那飕飕窜出来透气的鱼儿……最有声色的一幕，是打“土豪劣绅”。根据其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即吃大户）、强迫劳动、审问、戴高帽子游乡、打屁股、送入县监狱、驱逐、没收、枪毙等办法惩治。按现代法典看来，其中多有不入流的事儿——诸如“大示威”：一万五千个农民，向六个劣绅问罪，在他们家里大吃大喝了四天，共宰猪一百三十余头；
“戴高帽子游乡”：帽子上写上土豪某某劣绅某某，用绳子牵着一串，前后簇拥一大群农民，或敲打铜锣，或手扬各色彩旗，一一走墟过乡，好似来了个杂耍班子。据说，清代考据学后期的一个重要人物，写有《汉书注》并在长沙办了一家书院的王先谦，也被打了屁股后送去游乡；
再有“审问”：多由群众大会进行，何谓“土豪”，何谓“劣绅”，却没有个明确的标准，不像地主，可以用占有多少亩土地以上、本人是否参加劳动为标准。在大会上，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无人加以反对。而这番信誓旦旦的指认，有可能真是杨白劳与喜儿式的仇天恨海；亦有可能不过缘自两者间曾为租债问题发生推搡，一方扭伤了，另一方在此变成了“土豪”。或者，只是两个婆娘间曾经口角，一方对骂缺乏操练，显然力不从心，另一方却舌动宛若游蛇，骂起来也阴毒，一竿子下去便扯上了对方的祖宗。当时前者的老公似乎无动于衷，岂料后者的老公在此终成“劣绅”……还有，更不可思议的是，所谓“土豪劣绅往往不问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也有当场经群众审判后立即枪决的。”（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
<t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