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沈定一、彭湃，毛泽东并没有深入到哪块地方，具体指导与发动起一场农民运动。他之所以在农民运动上的名气，如日升中天，一是他精心于农运干部的培养，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开办过六届农民运动讲习，其中从1926年5月至9月的第六届讲习所的所长是毛泽东。这届学员共有327人，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毛泽东又倡议在武汉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响应了这一倡议，又联络湖南、江西两省党部，本准备三省共同筹办，国民党中央来武汉办公后，遂决定将其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命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周以栗为教务主任，此次共招收学员九百名。二是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6年12月，毛泽东应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邀请，由武汉抵长沙。在工农各界的欢迎会上，他在谈到国民革命的进程时，大约持鲍罗廷同样的看法：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随后，毛泽东即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和长沙等县的农运情况作了为时一个月的考察。
时间虽短，但确如化蛹为蝶，他的观点有了全新的变异。而且，此时的毛泽东拥抱着巨大的激情，笔下浓墨重彩，射蔚腾光，宛若一位对即将天崩地坼的时代有了感应的预言师；或者，一个处于醺然状态、物我两忘、惟有华思滚滚而来的诗家。在这篇考察报告里，他给二十世纪的中国，留下多少受用不尽、几代人资源共享的名言，有两段自当录在这里——
很短的时间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篇考察报告，完成于1927年3月，离斯大林上年11月底的讲话，不到四个月。以后一些年里，在中国革命的某些问题上，据说毛泽东扔给了斯大林滚烫的洋山芋，接，为难，不接，亦为难。可在农民运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最早接住那个“铁球”的人之一。
国民党也未少想过农民问题。尚在民国之初的1912年，3月在南京宣布解除了自己大总统一职的孙中山，8月间抵达北京，拜会已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这是倾覆了260余年的大清王朝的两位伟人的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在前后十余次、常常一谈就是从午后到晚上、乃至月影西斜的会晤里，两位所谈皆国家大政、中西比较，气氛极为融洽——
有一天晚上，夜很深，梁士诒送孙中山回行馆。
先生问：“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的政见，他也多能领会。唯有一事，我至今尚疑，君为我释之。”
梁问：“何也？”
孙说：“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革新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意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以为事所当然，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啊……”
梁：“孙先生您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田者之痛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北方，足迹未尝越大江以南，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之事也。”
孙一听，大笑。（见张建伟《老中国之死》作家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
据唐德刚先生研究，孙中山显然受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的“人民运动”的影响，该运动以一个叫亨利·乔治的人的思想为理论基础：资本主义在当今的美国出了毛病，必须进行社会改革。一时间，穷苦百姓响应者众，并成立人民党，在共和、民主两党外，俨然成了美国政坛上的第三大党。
其时，资本主义如野马脱兔，正是在美国的疯狂发展时期。许多地方，地皮贱价买进，一经都市经济染指，价格陡然涨出百倍、千倍。挣得满坑满谷的富商巨贾，多为炒作地皮的高手，或者由炒地皮起家。这时的孙中山，满怀救国之志，却常无立锥之地，在华侨餐馆里打工时没少见这类暴发户一掷千金、洋钱乱滚的景象。他回祖国后，又目睹了自五口通商以来，上海等口岸地价翻出万倍的情形……他肯定心仪于亨利·乔治的理论主张，并使得他亦有了“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平均地权”等言论。
与穷人心心相印的孙中山，当然是有感而发，但他这“平均地权”里的“有感”，却让一些追随他、但没有他这样海内外经历的人所认识，领导与发动了武昌起义的“共进会”，在由老同盟会分裂出来时，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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