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减租，即“三折还租”。沈定一打开自家门减起，他娘不肯，要他按旧例收租，他索性空船去，空船回来……日后干脆将自己所有的田产分给了佃农。农会还进行反对地主苛例、反对奸商垄断米价及破除迷信的活动，又办起一所“农村学校”，只吸收农民子弟入学，学生的课本、纸张均由校方免费供给。
萧山绍兴的农民纷纷起而效法，组织起八十多个农会，计有会员十万人以上。它们都要求衙前农会派人前来指导，或者来衙前索取《农会宣言》，这出自沈定一手笔的宣言拿在手里，说减租就减租了，农民们大约以为这是三老爷从玉皇大帝那里借来的神力，人人求讨，以致于在印发完几千份之后，每天仍有上百人走上几十里地来衙前索取；或是干脆要求见三老爷一面，以当面聆听口含了“天宪”的“真传”……
衙前农会的历史不长，1921年9月成立，同年12月，绍兴城里的地主豪绅们便勾结一起，联名上书，内称：“……表面不过抗租，内容不可思议。有辱没田主者；有扣留租船者；甚有良佃已还租谷而被其捣毁者；有垄断要口，不容租船入境者。种种嚣张情况，官府应早有所闻。倘或酿成祸乱，地方不堪设想……”
浙江督军署和省府均派员来萧、绍两县会办此案，视衙前农民为抗租扰事者的“顽佃”，又派出军警弹压，于12月27日带走了正在田里耜泥的李成虎。在这前后，被逮捕入狱的衙前和其他村农会的会员，计有十余人。至此，萧绍平原上，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百无聊赖里的寂静。
倘若沈定一发动萧绍两县的十万农会会员起来革命，不但两县的知事和豪绅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就是一江之隔的杭州城，也置于了火山口上。要不，就是沈定一为农会购置的大量枪支弹药，还在路上偷偷地运着；要不，就是他对革命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一次对农会会员的演讲中，他告诫道：因为无组织的暴动，只是一哄便散。结果，不但无益，而且旧社会里面潜着有许多“危险分子”，利用一时的机会就抢，有烧的机会就烧，有奸淫的机会就要奸淫。他们抢掠的形式虽然和资产阶级不同，而结果只是残害你们劳动职业的光荣，破坏你们前途的建设……
这话，叫当时的人们听了，多半会是两种反映：一是煞费苦心，谆谆劝进；二是气味不正，像是有阴鸷的目光躲在后面。其实，沈定一本来就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人物。在沪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期间，他与陈独秀发生龃龉，后者曾主张中国的无产阶级惟有机器工人，农民不过是丧失了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前者却以为中国的机器工人不多，农民在国民中实占最大多数，中国的社会革命，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按正统的党史眼光，他这是站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到了1925年，他跟戴季陶形从影随，只主张民族革命，反对阶级斗争。与一帮右派们聚会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由排斥国共合作，发展到力主国民党独立。在中山先生灵前亵渎了中山先生的路线，被史家归称为“西山会议派”，同年被开除出共产党。1928年8月，在萧山衙前汽车站被两个身着白长衫的杀手刺杀身亡。
1922年7月，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农会诞生了，连彭湃在内，农会只有六个人。
次日，赤山约一位贫苦农民的父亲病故，无钱办丧事，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海丰有一陋习，哪家死了人，诸亲好友，左邻右舍，甚至全村人，都要到死者家里大吃一顿，以示“你还活在我们心中，我们真的好想你。”有钱人家无所谓，可因为门槛高，去的人不算太多。而越是穷苦人家，来吃的人也越多，不得不卖田卖屋，或是去借高利贷，那番折腾，弄不好就此家败人散，不啻于又死了一次……彭湃带头拿出十元钱给了这位农民，又马上想到，该由农会来办一个济丧会。会章规定，入会的农会会员和群众每人须出二角钱，帮助这户人家办好丧事。但只参加悼念，不去吃喝，今后不管谁家有了丧事，均照此办理。至今，生活中仍可见一些这样的事，比如从高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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