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斯大林的好学生，我们曾很熟悉斯大林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不同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的模式，即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按照这一模式，春秋战国之后，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之中。自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近代的性质有了一些变化，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主要是针对沿海城市而言，在广袤的腹地，依然是一座座固若金汤的封建堡垒。而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科书里又常常让我们读到这样的句子：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但总起来说，按照这一模式，中国社会封建主义的长期性是肯定的。建国以后，多少历史学家皓首穷经，主要研究的也是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从而引起剧烈的阶级对立，阶级对抗，导致朝代不断变动。在他们眼里，皇帝只是坐上了金銮殿的地主，官僚只是帽子上插了花翎、手中持有笏牌的地主，三者在朝野之间进行着走马灯式的循环……对此，毛泽东有过经典诠释——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地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黑格尔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位哲学家。他的一个比喻，却比较接近毛泽东的诠释：中国是一个长久地泡在酒精瓶里的畸形婴儿。
马克思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断，也以为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远东国家，其社会的基本特征，比起欧洲中世纪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或者说，比起欧洲中世纪，距土地私有、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曙光，中国还处于遥远得多的“前封建社会”。马克思从未到过东方，可能他从一些来过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外交使臣的传言与文字里，对东方——这块不可思议的土地，有了些朦朦胧胧的感觉，并随手在正写作的《资本论》里加进了几句话……由此，似乎可以获得一个命题：
如果中国社会在1840年以前，一直是一个泡在酒精瓶里的畸形长不大的婴儿，在整个欧洲借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雄风热泪盈盈地站到了万斛星斗之下，而我们这个民族却还披着一块封建主义的裹尸布在噩然昏睡——这是否意味着，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与蹂躏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在至今也让每一个炎黄子孙感到耻辱的《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后面，都站着一个或几个手臂与胸脯上长毛如麻的强奸犯。是否因为强奸犯也可能让难怀孕的妇女受孕，人们就要撤消指控，而给对方发一枚大大的奖章？
显然，这是一百多年来总被民族主义情感灼烫着的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命题。一些学者，殚精竭虑，搜集来种种数据，证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在沿海一带占有优势，并有开始形成一个国内市场的迹象，而商品化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谓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他们勉为其难，排列出种种证据，诸如1583年，利马窦到了中国的第一站——广州。他沉醉于城市房舍美观，街道宽广，婆娑的绿荫丛中处处可见黛瓦粉墙。更惊异这里商贾如梭，店铺如林，小姐们市井嚣嚣，紫气干云。而此时的巴黎，不过半城半乡，半熟半荒，夫人小姐们低下身子，借着一袭肥大长裙的掩盖，在凸凹不平的道路上随地撒尿。王宫外的广场上，摇摇晃晃地走着曳一串大乳房的老母猪……他们要证明，比起十九世纪初人民才完全走出封建领地的欧洲，是中国离土地私有制、商品经济与人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曙光更近。
对此，他们的意见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萌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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