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郡县制，在西方语汇里，有时将它称为“府县的”或“官僚的”制度。大意是在中央集权的体制内，国家划分为若干行政区域，各自由皇帝任命的官员进行治理。郡县制的成熟期，虽然在明清两代，但已经在宋朝获得了充分展露。
有学者区别到——
“封建社会有一个世袭贵族集团，等级森严；而郡县社会有一个以财富、才能和教育程度为基础的精英士大夫集团，是相对开放的社会体系。”在封建与郡县的基本意义之外，它们间至少有三处不同，“首先，封建制度对于土地、劳动力、产品的出售有严格的、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限制；在郡县制度中，这些物品的出售有相对的自由。第二，封建社会具有军事精神；郡县社会具有市民或商业的观念。最后，封建秩序在意识形态上有很深的宗教和唯灵的气氛，而郡县社会却趋向于人文的、世俗的精神。”（以上见［美］石约翰《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第一版）
封建社会下的土地制度仍烙有早古社会的痕迹。在早古社会，主要的财富就是土地，平等的理想，就变成了均分土地的理想。孟子一遍遍深情咏唱的井田制：以家庭为单位承包，土地一百亩、一百亩地分下去，男肩扛日出，女手织星光，再种以桑麻，养以猪羊，一家老小的温饱与欢乐就都有了，国家的税收也有了……这个构想经不断扩充，在《周礼》的均田制中就很完备了，它关于中国早期农业社会主义社会的描绘，让儒家目光炯炯、坚定地在自己的信条上写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此，成为中国历代土地“抑兼并”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均田制，其实就是土地的国有制。这种制度规定，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但土地属于国家，个人不能出卖土地，当个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国家收回土地重新分配。作为使用土地的回报，农民必须向国家交纳税赋，并服劳役与兵役。
理论上，均田制颇为公平，还温情脉脉，有几分接近今天农村的家庭承包制，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设计：
土地既然属于国家，国家便可以一方面讨好豪门世族，按其世袭的特权，授封大量的地产；另一方面，国家在分出一部分民田的同时，留下规模惊人的官田，企图借此获得比任何贵族集团都要强大的财政力量和军事力量，以保持国家的权威。中国历史上，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中，便有“王莽改制”：公元9年，已将汉朝篡改为“新朝”、并自称“新皇帝”的王莽，下令天下的田都叫做“王田”，归朝廷所有，不准民间自由买卖，由政府按人口重新分配……
这里存在一个度，它就是人口，当土地尚有未开垦的面积能够承受增加的人口时，均田制便能维持下去；当人口的增加使得土地的再分配变得困难，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便会变得异常剧烈起来。事实上，三年之后，“王田制度”便执行不下去了，到了公元25年，年号里曾有“天凤”二字的“新朝”，一下像一只死鸟一样栽倒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怒潮里……
儒家颇为欣赏均田制里只承认家族财产权，不承认个人财产权，土地权只能是家长权的一部分。凡有利于家族力量的强化，从累世同堂、百室合户，到千丁共籍，历朝的儒家先生们都是赞叹不休提倡不已的。儒学大约正是与均田制合榫对缝的一门生存哲学。在中国悠远的农耕文化里，民族的第一位英雄就是大禹；最早的民族记忆就是治理滔滔的洪水。面对变幻莫测的地老天荒，朔风苦雨，个人是渺小无力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蚂蚁，惟有团体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
于是，个人有了一张被锁定在每一块田里、饱经风吹日晒的糙脸，每一道皱纹里铭刻着日子的酸辛与沉重，从未被发财发家之梦如芊芊春风抚慰与舒展；这是一张中国农民的一律地缺乏个性也无须个性的脸，看起来很关心苍生百姓肚皮问题的儒家，也并不希望这张脸个性飞扬、有声有色起来。
大约到了宋代，均田制才销声匿迹。在汉唐，中国人口达到六千万，这时已超过一亿。（无论谁当皇帝，无论哪个政党上台，中国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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