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说的是，压在松村谦三心头的阴霾，大概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列宁、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带给苏联的一条工业化道路。
马克思曾经说过：“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马恩全集》第19卷）
所谓农村公社，产权是封建贵族的，但操作权则给了农民们选出的代表。届时由他们召集各家各户开会，从土地规划、农活安排，到赋税、教堂费用的分摊，道路桥梁的修缮……均在一种貌似古朴、务实的“民主”气氛中给解决了。
这是一个民粹派们极力推崇的“民主”乐园，唯一让人感到阢陧不安的，只是园主为领主。十月革命之前，大概是在1917年6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会上已经决定将土地转交给农民。尚未及实施，十月革命便爆发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炮口上的硝烟尚未散去，列宁就火烧火燎地颁布了《土地法令》，此法令却是将社会革命党人关于土地主张的剩饭，再炒了一遍。
历史上，列宁对民粹派多有批判，他鹰隼般的双眼，洞穿了这个“民主”的乐园，不过是宗法共同体的“乐园”。“事实上，由于大多数农民的散漫并缺乏权利观念，传统的村会名为社员大会，实际上只有宗法式大家庭的家长参加，而作出决断的往往只是几个最具魅力的长老……在这种宗法式的‘民主’下，与其说农民是村社的主人，毋宁说村社是农民的主人。”（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而且，《土地法令》是以农民的土地占有制，代替了往日的领主土地制，这对于主张公有制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无异于郢书燕说。
列宁毕竟是列宁。如果说革命是一副鞍马，一头是它的战略性，一头是它的策略性，革命领袖人物大抵都能够在这两头之间玩得风生水起，花式频频的动作让人眼花缭乱。“列宁的力量就在于，在他之前即使马克思也没有把这一点彻底阐明。他善于抓住农民。我们是在农民国度中取胜的。假如我们，假如工人阶级不抓住农民，那将一事无成……”（《莫洛托夫回忆录》）或许，列宁心里还有个小九九，那就是借别人的锅，红烧自己的牛肉——比起个体农民来，村社可能更少阻力地过渡到公有制。
苏维埃政权和农民们的蜜月，大概只维持了几个晚上。
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农业生产遭到空前未有地破坏，又连续几年发生灾荒，伏尔加河两岸几乎颗粒不收，城市在断粮，革命在失血，余粮征集队大批开进农村。农民们切断西伯利亚大铁路，使一车车从农民咀边抢来的“余粮”无法运去苏联的欧洲地区。一个又一个市镇起来暴动的传闻，洪水一样泛滥在满是泥浆、饿殍和残旗败甲的土地上，萧洛霍夫笔下，顿河对岸一个叫葛利高里的“反革命分子”，公然对着当地苏维埃政权的头头们叫喊：
“如果说地主不好的话，那么从奴才升成地主的人，比地主还要坏一百倍！平分土地……布尔什维克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叫人去上钩，就像鱼吃食一样！”
局势发展到后来，连彼得格勒的门户——芬兰湾里的军事基地喀琅施塔得岛上的驻军，也发生哗变，这里驻扎的一万五千名陆海军，都是由农村征召而来……
列宁作出了让步，放弃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停止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并给予农民流转自由、贸易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新经济政策。那副鞍马上，列宁仍是在策略性这一头做“托马斯全旋”。他的双眼却盯牢了另一头，他念念不忘、屡屡给青年和孩子们描绘的俄国美好的前景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可眼下“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就是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乃至恢复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41卷）无疑，这两头间的距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斯大林，绝对忠实于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理想。他的做法，却可能会让若能生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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