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却大失所望：
自“文革”期间，储安平先生自杀未遂突然出走后，若大一个中国里，他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罗隆基先生也没有直系亲属，我想民盟中央总会有些历史资料，果然，通过几层朋友的介绍，在那里，我花几十元钱，买了一套纪念民盟成立五十年的图片，由此我第一次目睹先生的面容；唯一算得上是照片的，还是在章伯钧先生的亲属家里，翻拍自墙上挂着、被一盆橘黄的秋菊供奉着的先生的遗照……我觉得自己的心房在一次次地抽缩；
我似乎看见那些古董陶器的残片又在渐渐埋没于岁月的河床之中……我想，当年约有千万中国人的命运，在一场接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摧残下饱经创痛，乃至化作了纷纷的残片，这是悲剧性的；而现在倘若不能将这些残片恢复原状，并陈列在历史的博物馆里去警策后人，那就更充满了悲剧性……在民主已经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并和经济一样将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外国人几近过江之鲫般自由出入于中国的经济领域，并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愈来愈执著地发表客观或不那么客观的见解的今天，如果中国人仍习惯于等待官方的铨释、官方的文本，在拥有彩电、冰箱乃至小车、别墅的同时，却不能拥有自己的思索与声音，那将是对已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某种讽刺……我有了写这部书的强烈冲动。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愈来愈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存方式，定位于一种“游走”状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时下鲜活的社会现实间游走；
在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间游走；
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与芸芸众生的的喜怒哀乐间游走；
在老区的一种几乎命定的大寂寞（我身居南昌这座总被江西主流媒体称作的“英雄城”）与京沪粤乃至海外的大热闹（我一年总有几个月去外面转转）间游走。
在朋友们看来，他们感觉最明显的是，我在所谓的作家与一个万金油式的学者间游走。而且，我离前者渐行渐远，文学今日对于我，可能只剩下了语言与文势上的某种表达，架构与运情上的几副技巧，为的是写出来的东西比较好读，能够靠近更多的心灵。
正是在这一“游走”中，我自外于日见喧嚣的滚滚红尘，冷雨敲窗，青灯不移，北上南下，当然得自掏腰包，陆续进行了大量的民间调查，故人探旧，专家造访，史料考核，并以近年来诸多新颖而又坚实的学术观点作支撑，潜心八年，修订三度，完成了这部约一百四十余万字的《“百分之五”》。
我不想静止地去写阶级斗争。
这首先因为我无法获取阶级斗争躺在档案馆里的全部静止的材料。“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二十余年了，可早搬去了停尸场上没有了声息的若干运动，它们仍像九重深宫里的佳丽，不能像世人展露自己的姿影。
其次，在动态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展露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的“战争状态”，既是从近代、乃至中古以降的历史链条之果，又是从本世纪中叶以降的历史链条之因。也许这样展露，比起档案馆里那一大堆冷冰冰的文字，更能清楚地在思想史的坐标系上凸现中国的阶级斗争，凸现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必然与艰苦卓绝，并能在这一展露中徐徐地吹送出一阵阵活气，正是这活气将使今天的妨者强烈感到：我并不是在考古。
书斋里的日子，当然清冷又寂寞，但这是犹如一种初春冰封的江面下的大寂寞，它几乎每一天，都能无声而又丰沛地吸取中华民族踏上新生之途后观照历史的思想锋芒……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敌人不是疲惫、倦困，不是才疏学浅，而是捷克作家昆德拉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极易染指的媚俗。
我尽力像拔去虫牙一样拔去假话；
像吸烟者警惕肺部的阴影一般，警惕中国人久以习惯的套话；我屡屡地修正自己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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