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正是阶级斗争，使二十世纪中叶的中国，渐渐发生了变化，最后轰然转捩——
从晨光里一盆新绿的生机盎然，到元气大伤、筋骨断残、浑身贴满意识形态膏药的江河日下；
从人们各色鸟儿跳跃、啁啾不已的心枝，到铅灰色的混凝土最终威严地、冷冰冰地覆盖了中国思想的大地；
从热情火焰般燃烧的五十年代，到挤牙膏一样竭力挤出热情的六十年代以及热情满是伪劣产品的七十年代；
从知识分子伸展理想和智慧的双翼在共和国的蓝天下飞翔，到一排又一排越来越密集、猛烈的铜弹铁砂折断翅膀，溅出无边的血泪纷纷坠落，最后成为一个个被原罪感的麻绳扎得结结实实的粽子，在翻滚气泡的碱水里煮着；
从大门半开、窗帘半掩、对风起云涌的外部世界还有一定的了解，到在全方位的封闭中阿q般地膨胀自身、自虐狂般地折磨自身，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头面目狰狞、双角峥嵘的怪兽冲上地平线，人们才知晓东方这个巨大、神秘的蚕茧在一片黑暗中孕育了什么东西……阶级斗争不实行计划生育，它生下了众多的怪胎——运动。
开始，运动只是在有限的阶层、局部的领域进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还只是远方的一阵闷雷、一片乌云，人们尚不能像吉普赛人能从咖啡杯里的沉淀物里读出某种预言一样读出运动的含义；
以后，运动便像巨大的冰山一样，一块块隆隆地浮出了水面，它的规模、目标、策略、手段得以凸现，从而使我们的民族和几代中国人的现实与前景在受到深刻地震栗之后，并愈来愈感到彻骨的寒意……大约，1957年是一个分水岭。
诚如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中期多次指出的——
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必说了。（《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在世界的瞳仁里前进得并不缓慢的共和国列车，靠的是炉膛边挥洒的理想和创造的光芒，汽笛里鸣响的铁锤与镰刀的交响；
那么，从1957年开始，阶级斗争，使中国日愈成为一个面容枯槁的吸毒者，对“运动”的海洛因沉迷不已。好似瘦瘪的乳房需要胸罩托住，偷工减料、裂纹条条的阳台必须支柱支撑，中国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运动造成了她的摇摇欲坠；摇摇欲坠的中国，又必须靠一个个“运动”的支柱才能维持存在；
如果说在1957年以前，老少有礼，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醇厚，人们以诚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
那么，从1957年开始，运动便频繁地像原子弹那盘踞高空的厚重、灼热的蘑菇云，以越来越大的面积，蒸发掉人们品格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不久沦为孤城，城头上虽也有永不撤退的战士，可的确凤毛麟角，即使是学贯孔孟又沐欧风美雨的某些文化巨擘，也在仓惶出逃，于是告密者有功，诽谤者有赏，一轮轮的迫害是继续革命，互相残杀也成了英雄主义……运动以贪婪的血舌，篡改着我们传统生活的辞典，直至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阶级斗争最重要的符码之一，由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所划分出来的“百分之五”——地、富、反、坏、右，史称“五类分子”，大约曾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影响了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以“五类分子”为主要目标的阶级斗争系谱，不仅塑造了一个时代从社会生态到心理生态的整体“战争状态”，而且，也终于导致了它的无可挽回的陨落，于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大疮痍、灵魂的大痛苦、血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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