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春季，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李蕤，第二次参加土改，地点是本省陕州专区的洛宁县。在他的笔下——地主们“从美国侵入朝鲜、轰炸东北以后，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好日子’又要来了，就像逢到热天的臭虫一样，从各个角落又活动起来。造谣自然是最普通的事，他们造出什么‘不怕口上口，就怕天上天，日月三人日，将草又满山’的五字帖。口上口是‘日本’，天上天对着屁股是‘美’字，用这暗示明春蒋匪要来，吓唬那里已经受过重重苦难的老百姓。他们把‘朝鲜’说成‘曹县’，说美国兵已到了曹县，不久就到河南……此外夺佃，往送公粮的袋子里放黑信，挑拨宗派斗争，篡夺农会，捏造事实写黑信告干部……更是各处都有。已经斗过的恶霸，房子已经分给农民了，这时候恶霸的婆娘出来威胁农民：‘我的房子，你住是住，可别生煤火，把我的房子熏黑了！’有的地主说：‘我的儿子在毛主席那里做大官，你们要留留后步……’有的从教育所里回来，比从前更威风，满口政策长，政策短……”（《从土地改革前线归来》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翻开1951年的报纸，从中央的到地方的，凡有涉及到地主的活动，大抵都是这般丧心病狂，反攻倒算，上窜下跳，煽风点火。这便如同1957年的中国传媒里，右派分子们多被称为“爪牙”、“一丘之貉”、“狼外婆”、“响尾蛇”、“老狐狸”……在几本西方学者写的、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新中国史中，作者们都注意到了土地改革中这前后期的嬗变——
在11月和12月——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不久——明显地出现了向更激进的路线的转移……结果，逐步加强贯彻的新土地改革方案强调阶级斗争和动员群众，甚至不惜冒某种社会动乱的风险，这与土地改革法的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当中南的主要官员邓子恢（他很快将成为中共的最高农业专家）攻击和平土改并且断言政治必须放在经济前面时，他实际上在批判6个月前的官方路线。指出以下事实很重要：即使这样大的政策转变，也几乎没有政治争吵，因为刘少奇和其他阐述更早路线的人仍保持他们显赫的位置。毫无疑问，这部分是由于毛泽东自己也曾经主张较温和的政策，而且这还反映了所有有关的人都愿意把改革方案当作根据新迹象作出的必要调整，而不是当作取得政治利益的争端。
——（［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朝鲜战争的爆发与土地改革法的颁布在同一个月，虽然中国军队直到这一年年底才直接卷入战争……但它在国内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影响。那些希望共产党政权尽快垮台、国民党政权卷土重来的地主加紧了自己的反抗。对于新政权来说，战争引起了对反革命的担心，而这种担心主要针对地主。在共产党决心要消灭的两个阶级中，官僚资产阶级，由于已随着国民党逃离大陆而基本上被消灭了，但是，地主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却依然留在大陆，他们或是还在农村，或是躲进了城里。随着1950年下半年朝鲜战争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日益紧张，北京发出指示，要求采取更激进的农村政策，加强农村的阶级斗争，并且全面加快土地改革运动，以粉碎由依然存在的地主阶级所造成的现实与潜在的威胁。政治上的考虑，开始压倒了经济上的考虑。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与当地地主日益增强的反抗，使得各个村庄更加频繁地召开越来越严厉的斗争会议，对地主的群众公审判决也更加冷酷。在中国北方早些时候的土地改革中曾发生过的恐怖行为，现在开始成为土改运动的特征……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西方学者谈论中国问题，倘若附庸于本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对华政策，那当然会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毛病。但大多数西方学者珍重学术与学人的独立品格，犹如孔雀珍惜自己美丽的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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