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解放，郑家的亲生的三个儿子中，老大十岁上就因病夭折，老三刚进厦门大学读书，惟有老二伯恭在身边，在大坪村小学当校长，其妻是该校教员，两口子带着孩子分开过。两个养子，一个好赌，最后赌得卖了老婆，家法难容，他早就出走了，一直下落不明，只是土改开始后，听说在外乡的一个村农会里当上了头头……另一个叫郑理佑，人煞是忠厚。林贤曾担心他被抓去当壮丁，将他送去江西赣州二女儿处，二女婿是当地国民党驻军的一个小官，帮他在当地找一份活不会太难。岂料去了几个月，他就回来了，说是挂念养父、养母和自己的妻儿。1946年，林贤主持家中析产，分给理佑3亩地，又给他家七口人每人二百斤干谷，要其另起炉灶。除了会种田，一无所长的他，在外面找不到事情做，只维持了半年，他又要求回到养父母家干活，当然，这七张长似一条扁担的嘴巴，又一并带了过来。
于是，这15亩地平时便由理佑打理，农忙时节则雇短工。林贤本人也时常到田间看水，新谷登场，她还忙着晒谷、进库。倘若人手够，她的心思也省略不去哪里。看她家里、店里与地里处处踢腾的劲头，她自己也说：我生来就是一副劳碌命！
1951年2月中旬，大坪村进行土改试点，通知林贤前去报田。这一去，就没有出来。开始听说她与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吵起来了，得关上几天，压压她的气焰，郑翘松并不在意。主持县上土改的，是他过去县中的学生，叫洪涛，参加我地下党后被当局逮捕，听说要处决他。身为校长，郑翘松多方活动，将其救出来，又资助其去南洋躲过风头。虽说主持县里土改后，洪涛未来探视过当年的老师兼恩人，但郑翘松在一片风声鹤唳的传言中明白，八闽大地眼下是非常时期，彼此还是避嫌不见为妙。在反复读了新的土地改革法后，他心里却相信：洪涛就是不念当年老夫的救命之恩，完全秉公处理——如果算剥削的话，我老婆的“剥削”，不过就是个“小土地出租”……他对惊恐的儿女们说：没事，让你妈去吃几天牢饭，总得要有人磨磨她那坏脾气！
其时，郑翘松已经75岁，林贤59岁，按那个年代的标准，都是风烛残年。儿女们大部分出去了，还有三个小的在读书。这一家五口人，生活主要来源，其实靠的还是郑翘松以前的收入。结果，林贤划了地主，且是恶霸地主。单独过的大儿子伯恭夫妇，都是小学教员，全家六口人，按土改法规定，自由职业者可以因缺乏劳动力出租少量土地，但每人出租地不超过当地人均土地的百分之二百，他家并没有超过，伯恭却也被划为地主。
随即，发生了两件事。
林贤在八女儿秀英来送饭时，摘下随身带着的两件金首饰，要女儿带回家，当时被发现了。大约一、两天后的深夜，林贤被一阵开门声惊醒了，朦胧中，她看到，与自己同关在这间下屋的一个名叫郑巧的地主老婆，一下吞没在门外的黑暗中。她亦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跟了出去。土改后才知，原来郑巧以一个三钱重的金镯子，买通了当晚值班的工作组干部（此人后以贪污罪，送苏北农场劳改），半夜开门放其出逃。一个小时后，这干部命令民兵出发追捕林贤，她是从村后废矿的一个坑道里被抓回的……
3月7日，因其“抗拒土改，态度嚣张”，“恶霸地主”林贤被处以死刑。在这之前，终于明白了些什么的郑翘松，已派人去在外面工作、读书的各个儿女处，打了招呼：你们千万不要回去，一回去了，将来的前途可就毁了！这天，来收母亲尸体的是七女儿，本人没有工作，丈夫在南洋经商。再有一位，是理佑的老婆。
当晚，终未能进大学深造、高中毕业后去做了小学老师的珊英，陪了父亲一夜。看不到老来失伴的大悲恸，他脸上木木的，痴痴的，有点像月夜里一棵罩着银色光晕的枯干老树……珊英真想让父亲说点什么，她怕他憋在心里坏了身子，可她却不知怎样开口。终于，一个近在咫尺的声音，又苍老、悠远得像来自几百年前的声音，幽幽地过来了：
你妈的恶霸地主是自己讨来的，如果让你去上了大学，不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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