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由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夏光为首的36名伤病员，到达常熟阳澄湖地区养病养伤，由于敌人封锁很紧，伤病员的药品及食物，都得从上海等大城市买，陈月盘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那时，从事地下工作的‘江抗’成员不能公开活动，陈月盘不得不整天抛头露面，成了抗日救援工作的头面人物……许多党内的同志，都以为陈月盘是当地党的一名重要领导，当一听他自己讲述连一名普通中共党员还不是，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抗日进入高潮中，中共江南特委决定在常熟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县政府，在研究县长人选时，陈月盘成了第一候选人。当时我党考虑由陈出任县长，是基于他有很好的抗日影响力，文化程度高，公开的爱国开明地主身份，非常适合当时的形势需要。”
“陈听说这件事后，马上找到常熟‘江抗’司令、共产党员任天石商量，说自己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不能担此重任。由于他本人再三推辞，党终于同意不由陈出任常熟县长，改由任天石亲自担任。任天石，就是后来在《沙家浜》里出现的那个以中医身份、到春来茶馆给阿庆嫂送情报的县委书记‘程谦明’……”
“陈月盘没有出任常熟县长一职，但他依旧利用他特殊的身份，为‘江抗’和‘沙家浜’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忙碌，尤其是当‘沙家浜’养病的新四军战士们，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与敌人战斗时，陈月盘不仅出钱出力，而且，还卖土地换得不少枪械弹药，给新四军战士送去，一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中，陈月盘奉党的指令，赴上海策反国民党驻军熊东剑部。因为诸种原因，此事未获成功。陈颇为沮丧，为辜负了党的重托而深感不安，他竟悄悄回了常熟老家。此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春雷般的炮声日愈逼近南京，许多的中国人，都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崭新时代而生发出许多憧憬。相比之下，他的憧憬既不浪漫，又缺乏含金量：把家里的全部土地无偿交给农民耕种，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所有财产，捐给乡里的一所学校……而已过不惑之年的自己，去做一个村夫野老。与郑翘松一样，好像这类人物都能够吟诗作画，陈月盘笔下的生活情趣是“芒鞋箬笠立斜阳，呼鸭绿蒲塘上”，从此老死家乡。革命患了白内障，或者得了失忆症。在过去接受了他炽热的情怀里抱出的那么多财物之后，现在却拒绝了他一个渺小如萤光的憧憬。土改时，因其名下的320亩土地，陈月盘被划为地主。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有一部叫《沙家浜》的京剧经典之作。因本该是这部大戏中的一个原型人物的这位老人的命运，在郭建光（其原型为夏光）高亢、激越的唱腔里，历史，或许听到了绕梁的余音中，亦有缕缕不绝的哀戚与悲怆……（参见何建明《世纪传奇》1999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
陈月盘老人留住了一条命。
浙江宁波，一些与陈月盘有着类似经历的地主，在土改中被判了死刑。
朱智光是建国后宁波行署的第一任专员，家庭出身地主。投身革命时，他打掉了老祖宗的牌位，把家中的财产分给穷人，自己去了四明山，和六十年代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的谭启龙等人一起打游击，成了浙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共党“匪首”。当局在高额悬赏他的一颗脑袋未果后，将他的父亲抓去，以此胁迫儿子下山投案。结果，父亲被活活打死，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正是因为十分清楚包括父亲在内的一些当地缙绅，曾经为我党做了哪些工作，朱智光尽力要把他们的名字从生死簿上抹去，为此，与以后担任过天津市委书记的地委书记发生了激烈地冲突。事情的结果，有些是可以预料的，朱智光被视为右倾路线在宁波的头面人物受到批判；有些则没有想到，刑场上又多了几个朱家的亲戚……
土改中，左倾表现最为严重、最为触目惊心的地方，反映在现存的、而我又能够看到的材料上，应该是广东。
解放初期，叶剑英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政府主席，方方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省府第一副主席，分工领导党的组织工作和全省的土改运动。对这一运动，两人的看法完全一致，即广东解放晚，与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华东进行土改时形势完全不同，当时华北、华东两军对阵，需要尽快发动群众参军和支前；而广东则华侨多，工商业相对发达，毗邻港澳，情况复杂。而且，侨眷的土地，都是侨胞在海外赚的血汗钱寄回来买的，以保障眷属免受饥寒之苦。故土改搞得怎样，在海外、在国际上都影响很大。他们根据新的土改法和有关政策法令，制定了一整套符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和措施，领导南粤大地的土地改革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
1951年5月到6月间，广东一些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捕、无限度清算的混乱现象。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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