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为后现代归结主要的文化特征时，几乎全部可以在德里达那里找到哲学根据。但在时间关系上，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率先提出了后来成为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特征的那些要点。例如，反中心主义、拆除深度、去除目的论和终极性、强调差异（延异）和多元论、身份（性别）政治、强调他者的伦理、解构宗教性、无限的赠予等等，所有这些命题几乎都是德里达在讨论前贤思想时给予强调或坚定确认的主题。它们作为后现代的理论话语，阐释了后现代时代的文化现象，同时也是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德里达在对这些主题进行强调或阐述时，它总是从尼采那里获得最初的根据，而与海德格的未来面向尔的思想进行论辩。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是在回到尼采的途中遭遇海德格尔。不能说德里达纠正了海德格尔，把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思想转化为后现代思想，海德格尔本身的复杂性也不容许我们作这样的判断。更大的可能在于，德里达在与海德格尔的对话中，看清了海德格尔最初一步和最后一步的谬误，海德格尔的不彻底。如果回到前面哈贝马斯的观点，那就是，海德格尔还是想在西方内部更新西方，还想回到西方思想的源头（例如古希腊）去重建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德里达还是选择尼采，并且他真正理解了尼采——他不是西方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而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或者如他在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写下的《人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那个疯人烧掉他的文本，大笑着转身离去，不再返回他的住所。尼采呼唤对存在的积极遗忘；不会有海德格尔归咎于他的形而上学的最后形式。德里达在把尼采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的同时，他也在怂恿自己离开海德格尔而走向更远处。那个德里达的尼采也许一开始就是德里达自己，那是尼采的德里达，那就是后现代的开端了。
确实，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后现代思想就比现代思想更高级或更接近真理，我们要表达的始终是，也仅仅是当代思想变迁的脉络，当代思想最深刻的转折发生的那些关节点。当然，思想的力量不只是在于阐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在于预言历史，尽管再也没有什么比预言未来（哪怕是即将到来）的现实更为困难和冒险的事。同样，预言未来或面向未来的思想注定是要招致最大的非议，甚至诅咒。当我们的时代变得越来越具有风险性时，对危险的预言仿佛是不祥的乌鸦嘴，它越是具有可能性，越是为人们所恐惧，也就越是招致人们的忌恨。不用说，德里达就是这样的人。德里达当然不是预言家，不是当代思想的星相师。他的所作所为都显得有些怪诞不经，他的思想言说始终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不安。直到今天，我们发现我们生活的现实和文化处境犹如他所言说，我们才理解他的言说如此确凿无疑。这不是说他的预言应验了，而是他早就在预演当代思想与文化的现实。他一直在以身作则并以身试法，直到他的言说成为当代普遍的现实时，他笔锋一转，告诫世人，我们要如何重视人间的正义，如何宽恕和如何赠予，如何以友爱面对他者之伦理，如何面向未来期待弥赛亚之降临。在这一意义上，德里达既是后现代思想家，又是一个反后现代的思想家，在他的身上，如此深刻的后现代与反后现代相互制衡，它们之间虽然没有德里达生厌的对称关系，但只有在尼采式的超越西方历史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既预言和预演这样的时代到来，又探究穿越此一时间隧道的主题。如此理解德里达后期思想，仿佛德里达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带，或者至少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一般。这一点确实是我们下一步要认真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