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提到那次发言，问他为什么说是代表全体同学，未经授权，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全体。
他说那是临时支部的安排。他虽然不是党员，已经递了几次入党申请，组织上要培养他。
他说他的父亲是旧职员，又是基督教徒，虽已过世，仍影响申请的批准，他得严格要求自己才行。
他早已不信教了，现在是无神论，彻底的唯物主义。他说首先说服他的，是费尔巴哈的《宗教本质讲演录》，我相信。
五七年反右运动中，由于他的揭发，我失掉许多文稿和一本日记。但在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劳动教养以后，他也被打成了右派。
刚被点名不久，就从三楼宿舍的窗口跳下去自杀了。二十一年后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难以想象。
他那充沛的精力和开朗乐观的性格，以及在单调枯燥、机械而紧张的生活中，活得有滋有味的能力，留给我难忘的印象。
我们这十来个外地人，一时没能融入本地人的社会，自成一个松散的交往圈子。
在这个圈子里，除我以外都是共青团员。其中一个是个党员，叫谢树荣，二十五岁，我们都叫她谢大姐。
四川人，川大生物系毕业，教生物。兼任共青团教师支部书记，做思想工作特认真。
说话时，由于真诚，由于理想主义的照耀，眼睛里闪着纯洁神圣的光芒，令人感动。
我不信她的说教，但是我也感动。有一次，党总支书记兼校长雷煦华找她谈话，给她
“介绍对象”，说对方是
“上级首长”，你只要同意，现在就可以用他的钱。她愣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
最后说，雷校长，你这，同你的职务很不相称。说完就走了。到门边，回头又说了句
“可耻”。出来越想越气，到我们宿舍来说，脸发白，直抖。轮到大家来给她做思想工作了，都说这没什么不好，看得起你才找你，你不同意，也就算了，别气。
她还是气，要求调走。争取了很久，都不行。反右以后，又反右倾，她被打成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不想走也得走了。70年代末我重到兰州时，一位朋友给我看了一封她寄自西藏的信，说人生真没意思，活得很累，却不知为何。
我的同班同学汪希曾被分配在城南的西北中学。两校相距很远，又都极忙，难得一见。
那天他来看我，一见面就激动地喊道：“兰新线通车了你知道吗？！”喊时两眼放光。
原来西北中学靠近铁路，他每天半夜里醒来，听到火车突突突突(他学得很像)，向西进发，就强烈地感觉到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蒸蒸日上胜利向前，就心花怒放乐不可支。
他说时，手舞足蹈春风满面。我知道他是真诚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50年代，这种人多的是。我当了右派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后来才听说，他一度当了西北中学的教导主任，
“文革”中被揪斗，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去向。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