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曾是甘肃省委书记，五七年指名把我打成右派，五九年又指名把我从夹边沟劳教农场，调到兰州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我因之免于一死。时值“大跃进”，张被调离甘肃，当了江苏省委书记，是我在江苏官场中认识的唯一者。试着联系了一下，居然颇友好，约到南京琅琊路他家中见面。他癌症卧床，依然精明锐利。让省委办公厅主任汤天英以他的名义，给高淳的第一把手、县委书记邢华平写了个信，嘱“尽快落实政策”。让我带着，去找邢。
县委办那人还是说，书记很忙，有事到信访办说去。我掏出信，请他转交，就走了。没走多远，他追上来，气喘吁吁，满脸堆笑，说书记有请。
书记快人快语，说这事早就该解决了，忙得没顾上，我们马上解决。请转告张书记，请他放心，我们马上解决。问我有处住吗，说要是不方便，就到县委招待所住，不要见外。说高教授多年不回来了，走以前得聚一聚才行。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嘛。最后四句，古诗中有。没想到，他还会这个。
六
回来我们扶着母亲，到城南淳溪河边，去看了看父亲造起来没住上几天的那栋新屋。转眼四十多年，新屋已变成老屋。透过斑斑绿苔，可以看到外墙上革命标语的残迹。一边的窗子油漆剥落；另一边的窗子漆着鲜艳的天蓝色。反映出两家住户不同的风格。后院旧址，变成了公路。前门口造起许多房子，连栋连片，两公尺外就是对门人家，看不见河了。纵使视线依旧，风景也不是当年。河被两边的房子挤得很窄，湖被围湖造田推得很远，原先是湖口的地方，现在是工业区。烟囱林立，不见一棵树。
尽管如此，也是万幸。母亲连声念佛，二姐频抹眼泪。我回到北京，也能比较安心了。
但是归还房子的事，手续非常复杂，办起来非常缓慢。二姐每次去催问，都说是正在按程序办，办好了就通知你。这样拖了一年多，张仲良逝世，县上口气立即变了，说，该你的不用你说，不该是你的你怎么闹也没用。
一位《人民日报》的朋友，建议我写个材料给他，他让报社的信访组去办。此举
果然灵验，高淳县政府办公室立即回信给《人民日报》，说房屋没有归还的原因，是“房改时平方米计算方法不明确，待请示上级明确后即可处理，进展情况及时向你们汇报”。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下台阶的准备，只要报社再过问一次，问题就解决了。
但不知怎么了，报社没再过问。母亲等不及，在西舍小学二姐的宿舍里去世了。我用展览会上做模型的材料，做了一个带阁楼和回廊的小房子，把她的骨灰匣放了进去。二姐说，妈妈到底有房子住了，引得回来奔丧的大姐 和妹妹都哭起来。
90年代初，在建造滨河路的拆迁工程中，父亲千辛万苦造起来，但没住上几天，反而招来家破人亡之祸的那栋房子，历尽沧桑，终于被拆掉了。听到这个消息，我长长舒了一口气。那感觉，就像夏衍《旧家的火葬》中写的：随着一栋老屋的烧毁，一段沉重的历史就此灰飞烟灭，他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写作此文时，我已住在美国。中国的圈地运动方兴未艾，频频传来老百姓因房屋被拆求告无门抗议，或者成群结队进京上告被遣回原籍的消息，不觉轻松又变成了沉重：那一场花样繁多的游戏，拖的时间也实在是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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