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作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1966年4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
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 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做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说不定，他们比我们更能对付这个社会。她说，社会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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