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值1955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
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常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
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
“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
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
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必须忠诚老实》，然后揭发交代问题。
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上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八道的好不好？
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
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作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
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
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
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
……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
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
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
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
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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