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淳溪镇老家，大姐只好留在保城圩了。来往的路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
每年春节，她和姐夫都要带着学贤来拜年，住那么几天。学贤叫我
“娘舅”，叫二姐和妹妹
“姨娘”，中规中矩，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还带着书来，白天很少玩，呱啦呱啦念书，晚上给姐夫背书，姐夫拿着书，学贤背朝他，背着双手，叉开脚，一面高声背诵，一面两脚轮流起落，全身有节奏地左右摇晃。
父亲说，这是过去私塾里的一套，非改不可。姐夫说没办法，回去爷爷要考。
四九年后搞土改，赵仲翔被定为地主，经过几次斗争，和老太婆先后去世。
土地房屋被全部没收，家产荡然无存。抄家时，大姐一再要求把那个草纸标本簿留给她，未获准，被拿走了。
她不听姐夫劝阻，一再找农会和工作组的人去要，后来竟然感动了一个什么人，还给她了。
已经一塌糊涂，干枯的叶子破碎散落，拼都拼不起来了。她重新用布包好，放在了衣箱里面。
分到一点地，两间草屋。草屋是一门三间，他们住两间，另一间留给了已分到地主瓦屋的原住户，以便饲养他分到的牛和羊。
大姐是属牛的，姐夫和学贤都属羊，与牛羊同住，不知是巧合还是缘分。
他们在这屋里，一住就是三十多年。1989年我到了南京，和小雨一同去看望他们时，已经认不出他们了。
很难相信这两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就是当年活力四射、兴趣广泛的兰姐和英俊强健、生龙活虎的士泓。
学贤已是中年汉子，还没找到老婆，读的书早已忘光，完全成了文盲。
说到他时，两个老人都异口同声叫苦，说他食量太大，把家都吃空了。
空是真的，家中除了两张竹床、锅灶水缸和些农具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
我看了直感到惊恐，无法想象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补丁重叠的蚊帐都是同一种陈旧的黑褐色，只有阁楼上的一堆稻草是新的，闪着黄澄澄的光，异常触目。
那是烧饭用的燃料。隔壁畜栏里并无牲畜，但那浓重的畜粪尿的气息和腐草烂菜气息，却日夜盘踞在这小小的乌黑的空间。
他们说，三十多年了，早已习惯了。我问到那个标本簿，大姐说，
“文化大革命”那年，被抄家抄去烧了。说里面有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要他们交代放着想做什么，斗争了好几次。
我问学贤为什么不学一门手艺，他们说学不会了，念书念呆了。后来我到了海外，再也没见过他们。
1995年初，在纽约上州一个湖边森林中的小木屋里，收到二姐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告诉我大姐去世了，享年六十九岁。
给大姐夫寄了点儿钱去，他回信说，他已经四十多年没写过一个字，现在给我写信，连笔都不会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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