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俗人的记忆
小学前的记忆里，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两位上了年纪的女人。
一位是抗美援朝的革命烈士的母亲，一位是村里从前最有钱的地主的老婆，家里请客吃饭只要请有她们，前去叫人的都是我。我一直称她们为姨妈，但又都没有一个与我们家有着真正的沾亲带故。那位烈士的母亲说是有一个儿子小的时候曾在我们家给我爷爷当过好长时间的童工，但我的爷爷说是对他极好，并收他为自己的寄儿。那位地主的老婆与我们家不知如何总是特别的相好，我经常跟着我的某一个哥哥到她家里玩。她的家住得已经不是太宽，但相当整洁。她人长得特别的好看。记得我曾问过一个大人，我说全村为何就她长得最好？回答说，因为她的丈夫原来相当有钱。
小学时的记忆并不太好，全校五六个班永远是一个老师，读小班时大多是大班的同学在教我们，等我们读到大班时，又被老师叫去教别的小班。总是巴望学校快点放假。每一假期我都与另外两个同伴给村里放牛，另外派了一个老头给我们看管时间，我们把他称作看太阳的老人。山坡上的阳光总是比任何地方的都好都明亮，鸟的叫声也是格外叫人兴奋。男人和女人之间竟然有着那种事情，我就是放牛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头一次是在一条小溪的青石板上看到的，做爱的是本村的一个青年男子和外村的一位姑娘。那小溪是我先到的，他们后来，我怕破坏了他们的好事便丝毫不敢动弹。第二次是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不认识他们。那两天的阳光都十分美好。所以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叫人难受。
中学的记忆是开始知道了什么叫困苦。学校在山外的一个古镇上。每个星期六中午，一放学就赶回家里割草打柴，星期天总是要割完两担才能赶回学校，肩上扛着几斤下星期要吃的米，总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天就黑了。除了冬天，走在路上的一双脚总是光着的。整个中学时期脚上惟一的一双胶鞋，是三哥给的一双37码的黑色劳动鞋，而那时候的我长得有些矮小，从进学校的那一天起，就永远被老师摆在头一排上。身上穿的全是母亲一双手自己纺织和染制的家布，一般是每年一套，其余是哥哥们穿短了的。一共四个哥哥一个大姐，最小的是我。有一次问父亲要五毛钱回学校，父亲说没有，我说那我不去了，父亲便拿来一把长锄，说不走就跟我一起下地。看着那把比人还高的长锄，我眼睛红了，转身朝着父亲相反的方向走在了回学校的路上。洗米蒸饭的时候常常抓一点学校的盐放在饭盒里，以免吃的时候咽得太难。
了结中学的生活时，体重是七十六斤。
回家当农民没有多久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然后让村里的一位老女人在背脊上挑走了几根细白细白的“筋”，之后大约半年全身无力，但却因此突然间长高了，而且长成了一条一米七八的汉子，然后浑身突然地来了一种力气，深更半夜去几十里外的地方弄煤，两三百斤挑在肩上转眼就翻过了山坳。
有一天挑牛粪在路上突然碰着了一位老师。这老师已经到城里当官去了。他让我坐下来跟他谈了几句，然后给我留下了一个日期，让我赶在某一天到城里去报到，去做路遥在《人生》里给高加林安排的那种工作，自然是高兴得很，以为生命终于被人点亮了。可是上路的那一天，却被人在路口阻住了，下场比高加林还要凄凉。这之后离高考已经日子不多，糊乱地复习了一些，便也跟着报名考试去了，结果大学落榜进了师范，读了两年。那两年没有回过家，就连春节也在学校里过，别人吃肉喝酒喜气洋洋，我大都是一碗白米饭外加六分钱一块的豆腐乳。说是要好好读些名著之类的书，但大多的日子却是什么也不读，只是坐在阴暗的蚊帐里瞎想：人生为何就这般地艰难？
毕业前一位很好的老师把我稍稍地叫了去，说是县高中缺一个一年级语文教师，问我愿不愿。能留在城里而又不高兴的人是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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