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光复会退出同盟会后，蔡元培由于忙着教育事业与光复会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光复会组织上的软弱涣散，严重地影响了反清革命斗争的深入性。因此，光复会重新在东京成立，就像搁在陶成章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正当陶成章赴日本东京重新成立光复会总会时，孙中山则在旧金山建立同盟会分会，并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同时计划第十次武装起义。
陶成章和章太炎在日本东京重新成立光复会的事，传到绍兴沈鸿庆的耳朵里，沈鸿庆感到非常高兴。他知道陶成章经常在外奔波，上海光复会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已由锐俊学社的尹锐志和尹维俊姐妹俩全权代理了。这尹锐志和尹维俊姐妹俩才十几岁大，却往来于江浙各地，调兵筹饷，策应四方，在沈鸿庆眼里，可是既能干又了不起的女性。这会儿沈鸿庆正赶着去绍兴师范学校教书，自从兼着监学以来，他的工作忙极了，几乎每个休息天都在学校。
现在，最让沈鸿庆感到寂寞的便是没有了东京的革命气氛。许多消息待他知道后，已不再是新闻。绍兴没有诸如东京的《朝日新闻》报、《读卖新闻》报，以及《二六新闻》报。由此，沈鸿庆一有空就去上海天保客栈和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那天去上海天保客栈，王金发走南闯北筹募款项去了，只有陈其美独守家同。这两个都是弟弟鸿武的知交好友，也是沈鸿庆的朋友。那年陈其美东渡日本学的是法律和军事，回上海后不久在王金发母亲变卖家产后，设天保客栈为秘密革命根据地，并且他像章鱼的触须那样，开始向政界、商界、新闻界扩展疆域。陈其美谈到他的构想满怀信心地说：“我想干的事情太多了。我想办一个武馆，让上海滩上有名的武术家霍元甲来任总教头，还想与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大亨做朋友。”
其实，自从上次陈其美与浙江各地的革命党人准备在天保客栈开会时，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导致天保客栈被包围后，陈其美便结识了青帮的刘福彪，把许多精力投入到青帮的活动中。如今陈其美终成上海滩上一呼百应的大佬，上海的戏院、酒楼、茶馆、澡堂妓院，无论哪个角落都有陈其美的耳目。即使闭门不出，他也能对外界了如指掌。而他又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因此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便以他为核心了。
这会儿，陈其美对沈鸿庆道：“同盟会成立后，基本都在南方发动武装起义，屡遭失败，确实让许多革命党灰心丧气。而东京同盟会形同虚设，领导人四处奔波，总部的事无人过问，各地革命党人自行其是，这样怎么行呢？因此上次宋教仁、谭人凤、赵声来沪，谈到了易地另谋发展，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该组织中部同盟会，以图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应该是可取的。”沈鸿庆听后，也表示赞成成立中部同盟会。他说：“虽然活动经费紧缺，但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去动员父亲，让他捐些钱吧！”陈其美道：“我也很希望能把那些四分五裂的党人组织起来，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因此，这阵子我正忙于筹建工作。”
这天陈其美请沈鸿庆到酒馆吃了晚餐，两个人聊了许多关于成立中部同盟会，革命应从长江流域着手的好处。沈鸿庆与陈其美握手话别后，回到绍兴家中已是后半夜了。家里人都已熟睡，父亲的呼噜声像雷鸣一样传到客堂里。沈鸿庆心里盘算着如何向父亲开口让他为同盟会捐款，而且一定不能是小数目。
第二天一早，沈鸿庆去绍兴师范学校上班前，把宋教仁、谭人凤、赵声、陈其美等将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的事与弟弟鸿武说了，并让他一起游说父亲捐款。弟弟鸿武满口答应，沈鸿庆这才安心地上班去。
与过去一样，兄弟俩还是一左一右地陪伴在父亲身旁。沈鸿庆谈起此趟去上海见到了陈其美，又谈起他们打算成立中部同盟会的事。沈鸿庆滔滔不绝地说着，把中部说成了主战场，仿佛马上就要开战似的。父亲听后道：“你们年轻人就是想造反，满清都已三百多年了，能推翻得了吗？尽管老百姓都不满清政府，可要推翻它谈何容易？你们同盟会的起义，不都是一次次失败吗？”沈鸿庆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总有一次会胜利的。想想满清经历了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等等的打击，已经大伤元气，奄奄一息了；现在还有各省市的革命党对付他们，满清的时日还能长多久？”鸿武道：“哥哥说得对，只要领导得法，别说三百多年的满清，说不定就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到那时便如同孙文说的走向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了呢！”
父亲喝着酒，津津有味地听着儿子们的议论后，道：“在我看来孙文的民族主义观点，不就是国族主义吗？也就是说，我们汉人的国家怎么就被满清统治了三百多年？我们汉人，怎么地就成了拖着辫子的满族人？”沈鸿庆赶紧接口道：“所以嘛，我们这一代人就有着历史的使命感，要为推翻满清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鸿武也马上接口道：“阿爸，我们也要为革命出点力，捐上一些款。陈其美他们将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张静江也将回到上海参与组织中部同盟会的工作呢！你知道张静江曾给同盟会捐过不少款，你一直让我向他学习，那我们就把开上海分店的款捐了吧！”沈鸿庆也紧接着说：“对，阿爸我们应该用行动来支持革命。”两个儿子就像唱双簧似的，使父亲醉意朦胧地说：“好吧，好吧！”
母亲见父亲要把开上海分店的钱捐给革命活动，便有些舍不得。晚上母亲对父亲道：“那可不是一笔小钱，你怎么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他们了？他们年轻人知道什么，还不是白扔到水里？”父亲说：“你懂什么？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母亲道：“什么国家有难，你这钱又不是给国家，不就是给那些不怕死的年轻人闹革命？”父亲说：“你别大声嚷嚷好不好？”母亲道：“怕什么？你都要送钱给革命党呢！儿子们年轻不懂事，莫非你也不懂事？”父亲说：“你胡说些什么？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谁知这世道会怎么变，说不定革命胜利了就改朝换代了呢！”
沈鸿庆将一笔巨款置上父子三人的名字汇出后，心情格外舒畅。他心里想，终于让父亲这个传统的、顽固的守旧男人，也以捐款的方式支持革命，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来了。
暑假一过，周树人也到绍兴师范学校任教员兼监学了。沈鸿庆有了周树人这个同事，心里满是高兴。毕竟是东京弘文学院的老同学，有着许多可以回忆的往事和讨论的话题，沈鸿庆不再感到孤单了。因此他去上海与杭州相对比从前少，不过他又增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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