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之勇
举一简单的例子：郭沫若一度厌世，以至于认真考虑过自杀的事情。这样的情节，有多少人知道呢？或者，就算知道，又有多少人加以注意，而结合到对他内心的思考呢？大概既不多，也很不够。然而，这里面包含着多么重要、值得思考的信息。至少，从他晚年回眺昔日，你将明白时间对一个人的改变，可以如此脱胎换骨。
事情是确凿的，时间在1916、1917年之间。1922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首先令人惊奇的，我想，是像郭沫若那样一个人居然曾经涌起过自杀或出家的冲动！不消说，这跟现在我们大多数人脑子里固定下来的郭沫若，对不上号。后三十年内，他所有的表现，不论为人为文，哪一桩哪一件不给人以印象，那么趋利避害，那么妥为自保，乃至连“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做不到？依这样的表现，只怕全国一半文人当了和尚，里面也不会夹着一个郭沫若。然而，民国五六年的郭沫若，确确实实考虑过自杀或者出家哩。
那么，是当时他遭遇了什么实际困境，迈不过去，因有此弃世之念么？查现有资料，并无这类踪影，而且以对郭氏研究程度的透彻来看，以后大约也不会有这种资料发现。稍稍与此有那么一点关系的痕迹，大约是独自来到日本两年，有些孤寂。不过，当时这孤寂其实已经过去，因为1916年8月郭沫若刚刚结识佐藤富子（即其第一位妻子安娜，他也常写作“安那”），随即热恋；当然，这场异国恋招致父母反对，可能让他心绪有些不佳；另，他当时曾作《寻死》一诗，诗云：
出门寻死去，孤月流中天。寒风冷我魂，孽恨摧吾肝。茫茫何所之，一步再三叹。画虎今不成，刍狗天地间。偷生实所苦，决死复何难。痴心念家国，忍复就人寰。归来入门首，泪汍澜。（《三叶集》）
也没有非常具体的线索，揣“泪汍澜”语意，好像与恋人有着什么关联……可无论如何，这一切单从实际角度论，都算不得面对不了的困苦，应不至把人逼上绝路。
从根本意义上，他涌起不能排遣的自杀或出家的冲动，不是为现实所迫。其奥秘，其实郭沫若已然自行道出：“我时常问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这番忖度，我们会不会有点似曾相识？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就是《哈姆莱特》第三幕的这句台词，郭沫若需要破解的愁苦，是否与此神韵暗通呢？就其抽象和高远论，我以为是。
民国五六年的郭沫若，与早他三百来年一位英国诗人笔下的丹麦王子，陷在一样的精神困苦中，并且，都由这困苦所引导而将思维伸向生命存在意义的顶端。不必怀疑，郭沫若既有此气质，也有这心力。假使对其少年、青年时代足够了解，都可看出他确乎天生具有诗人和哲人的禀赋；他对于生命的痛感异常敏锐而且丰富，单就这一点说，他甚至是国人当中极稀有的一个。
今天许多人，二十四五岁之际仍自视为孩子，郭沫若却已叩问生命最后一道闸门——对于他的自杀、出家之想，从各方面观察，我们可以下一结论：那其实是他自我觉醒以及从浑沌中挣脱、蜕骸去茧的标志，是生命之树破土而出之际的一番痉孪。最有力量的证明莫过于，《女神》的创作，恰恰始于1916年秋。
欲望蓬勃
我们把视线推得更前，去探访他的少年时代。
对于中学时代，郭沫若曾以下语自评：“在学校里爱闹风潮，在学校外爱惹是非”。他愿与之为伍的，从来不是本份的孩子，却总与“校内校外的不良少年”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第109页）岂仅是“为伍”而已，他自己便是骨干的一员。他所在的嘉定府中学，当时有几个以顽劣荒嬉闻名全校的学生，被冠以“八大行星”的浑名，而我们未来的大文豪正是其中一颗星宿，就像梁山水泊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样。
何止是中学时代，早在小学，郭沫若便“成长”为一个游冶浮薄、无所不为的浪荡子了。入学不久，就与人合伙干了一回恶作剧。校内有一座雕像，是个光屁股的男孩，头上顶着瓜皮帽。郭沫若们发现，拿掉帽子，有一小孔，以水灌之，则由“玉茎”泻出。“这不消说就是从前的和尚对于祈求子息的人的一个骗钱的工具了”——
这一个发现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我们开始推倒那些偶像，更向它们洒起尿来。后来经施主们提出抗议，更在木栏外筑了一道板壁，我们便无从进去了。（《少年时代》，第75页）
“激起了小小的偶像破坏者的义愤”云云，当属虚衍之辞，其实就是受了那“玉茎”泻水的激发，自己也生出排泄的冲动，兼有比试一番的含意。对此，弗洛伊德早有解释的。
郭沫若说，小学的第一学期，虽然“没有完全丧尽我自己的儿童生活的天真”，但已“经过了性的觉醒”。（《少年时代》，第70页）他于这方面的一个令人刮目的壮举，是竟然以青涩之龄就尝试与妓女亲近。“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胭脂巷。这是有名的卖淫窟。”某晚，由几个同学邀约，郭沫若“踌蹰了好一阵”，终于克制不住好奇心，进了胭脂巷。只是出于害怕，“心脏非常的悸动”，“不上五六步”，一掉头又跑了出来，未果而退。但是，后来他终于实践了一回。那在一家姓杜的酒馆，老板娘便是一名私娼。郭沫若常去，不单饮酒，也摹仿年长同伴的“调笑”，“姓章的调笑她，我也跟着调笑她”——其实他还不过是半大孩子。发展下去，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的郭沫若，居然“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反倒是老板娘不失仁义，批评郭沫若：“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着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郭氏闻言，“感觉得她就象我的一位老嫂子一样，警惕了起来。”（《少年时代》，第101页）大约是领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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