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茅盾，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起码到1974年9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却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方式，使曾在任十五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末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社会，用“抹掉”来表示对茅盾的某种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动消失”来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现实的了解，基本限于家人带回的报纸、强劲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嚣叫，以及从卧室窗口所能看见的外面对“走资派”的游斗。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谅解，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二十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三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创作空白
寂寞，是换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熬过难关所将忍受的生存状态。不过说到“寂寞”，对茅盾而言并非自“文革”以来方有所品尝，虽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寞。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茅盾表示了谦让之意；毛泽东亲与之谈，形容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父亲茅盾的晚年》）
“十七年”那段历史中，从荣显的角度说，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烨赫之至。只有一个问题：他以小说鸣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和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却都写于1948年的香港。
当然，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为享受，对创作不存残念，那么现实之于他倒也没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颗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满渴望。
如果在“爱好”层面上谈问题，茅盾对做官谈不上“喜欢”，但鉴于官本位社会的种种特殊法则，做官与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万里，所以也不谈不上“嫌恶”——后来“靠边站”的时候，他就没有觉得是一种解脱，而着实颇感苦恼。
在做官这件事情上，他心态是矛盾的；然而对于文学和创作，他却只有由衷的爱好。这不独是才赋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后，所做确认与选择。当年，“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转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角色，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觉得，较诸纵横天下、折冲揖让，自己更适合灯下吮毫、垂文自见。否则，“沈雁冰”不会变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终究是从“沈雁冰”变化而来，他的意识，连同他的文学追求，与纯书斋背景的人文知识者是不同的。他做不到，抑或也不屑于去当一个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社会的个人主义作家。相反，他愿意与政治和现实社会，具有紧密关系和渠道，一直保持“在场”而非“离场”的身份。
把这些综合起来看，大致上，茅盾愿意有一定的官职（或与此相当的诸般“待遇”——它们与一个人参政之深浅有关），不过，最好是个闲职，以便他能够拥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创作。
实际当然并不如愿。只当作协主席还好说，那是荣誉性的。关键在于文化部部长之任，外事内务纷至沓来、应接不暇。那些迎来送往、赴宴看戏、开会出访，让放不下创作念头且性素好静的茅盾，牢骚颇甚。1955、1956、1958年，处事一贯隐抑的他，三次按捺不住情绪，而公然加以流露。
一次，是他于1955年初致函周恩来，请求减少出国次数和免掉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职务，并给予创作假。信中提到自己解放后无任何创作成果（“五年来，我不曾写作”），而这样一个人，竟然“在作家协会又居于负责者的地位”，使他“精神上实在既惭愧又痛苦”。婉转提出，“如果总理以为还值得让我一试”，请求给予“一个短时期的写作假”，先写成大纲供领导审查，“如果大纲可用，那时再请假（这就需要较多的日子）。”这种请假方式，也是茅盾性格的体现——通常，他习惯于以“徐图缓进”的节奏来表达和实现意愿。
经周恩来批示，茅盾得到三个月创作假，至于卸职之请则未允。如所皆知，茅盾晚期小说重要作品《霜叶红似二月花》和《锻炼》，所出版的都仅为原计划很少一部分，他续完两作的愿望非常强烈。此次请假，显然以此为目的。但获假之后，据其家人回忆，他忽然觉得“请假三个月却去续写旧作”，“无法向人解释”，转念于“只有创作现实的题材”。于是，拟新写一本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他去上海搜集素材，并写出了大纲，但不知何故，似乎未如当初报告中所说，提交领导方面审查，“再请假”的行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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